《我从教的一生》（一）作者：娄警予-中国旅游文化网

我的学生，包括我曾教过的许多中学老师，都认为听我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到最后，我能达到在讲课时，自己也感到是一种艺术享受的境界。这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从不用旧教案，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经过刻苦钻研而给学生带来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感受，因而深受学生的欢迎。在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为中学教师授课时，教室总是满满的，有时椅子要排到走廊里，因为别的年级的教师，甚至是一些中学校长、教导主任都来听我的课。

我说自己是留有许多遗憾的科研工作者，是因为我当长春师范学院院长后，再无精力搞科研了，以至我一直想做而又有能力做成的许多项目，都未能完成，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但从1978年到1986年的8年中，我还称得上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科研中最大的成绩有两项。一是中国过去一般都说常用汉字是3500个。但经我耗时数年研究的结果是：中国的常用汉字必须是5174个，否则就不足以满足读写现代汉语的需要。这项成果《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在序中称它是“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得出的一项有用的科研成果”。北京师范大学教材《汉字学概论》中称它“是对汉字教学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最方便实用的常用字表”。我的另一个成绩是确定了汉语的常用词汇是1万4千条，并在我主编的《中学生词典》中，给每个词注明了词性。汉语因为形态不发达，给词性的确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历来的词典都没有标词性的。我为了通过标词性而使中学生能更透彻地学习汉语词汇，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楞是给1万4千条词都标了词性。当时想，反正我也不是语言学专家，标错一些也不丢人。结果词典出版后，未见有什么批评意见；相反，几年后，新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也都给汉语的字、词标上了词性。我想《中学生词典》给中国词书标词性开了先河，这应该是很公允的说法吧。《中学生词典》因为标了词性，符合外国人学习语言的习惯，所以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和吉林文史出版社商榷，希望我把不符合他们国情的例句改一改，然后在他们国家出版。可惜我当时已当院长，实在无暇顾及。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后悔。

除了以上两项外，我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全国中师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这个大纲和教材不仅是提高全国中师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而且因编写的原则和内容优于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被后来编写的中学语文教材所吸收，因而对提高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质量也有作用。

我是把科研教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教学，发现和提出问题，通过科学研究，把解决问题的科研成果纳入教学内容中。在我教《中学语文教学法》时，向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中学生提高读写能力的规律究竟是什么。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反复实践验证，我想我是得出了规律，特别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规律。如果真能按照我所得出的规律去教学，我想只要初中三年，就能让学生在读写用现代汉语表述的常用文体上过关。高中可以让学生接触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以做到“锦上添花”，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读写水平。我还把走访所得上海、北京和本地优秀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介绍给学生，使本来只讲干瘪条条框框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变得鲜活丰满。正因为我的教学法课确实能帮助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所以，当我给七七届两个班学生讲完最后一课时，学生们自动起立为我热烈鼓掌。也就在当天下课后，一班的李元昌同学征求我从业的建议。我根据他的条件建议他回家乡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两年后，他在语文教改上果然成绩斐然，成为教育部首批表彰的全国中学优秀教师中唯一的语文教师。他背了一麻袋自己种的无化肥的小米来感谢我。

在教《中学语文教学法》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根本问题是驾驭教材的能力太差，因此我当中文系主任时，就给中文系创建了一门新课《中学语文典型教材分析课》，对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大有裨益。后来，省属师范院长，乃至东北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都增设了这门课，并最终由东北师范大学申报获得了教育部的大学教学优秀成果奖。

我还曾在全国性会议和杂志上，宣读和发表过有关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篇论文，因此在中学语文教改和《中学语文教学法》这门课程中，有一定的影响。在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任名誉会长、张志公先生任会长的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首届大会上，我被选为该会理事。会后南京《江苏教育》的编辑邀约我写《中学语文教学法》的专著并在该杂志连载，可惜我因为一直忙于对常用汉字的研究而爽约，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

我的一生，除了教书和搞科研外，还在1985年底开始，先后任长春师范学院副院长、院长7年多。由于缺乏理论学习和实际经验，我不敢说自己是称职的行政干部。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尽心尽力、廉洁自律的行政干部。

虽然当初我并不想当副院长，但既然组织决定了，我觉得自己就有责任把工作做好。我做任何事都特别专心至致，所以从来都没有同时做好两件事的能力。接任副院长，特别是院长职务后，我只得把教学、科研放下，全心全意地做好行政工作。因为是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所以我想虽然工作中也有失误，但总的说来，在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领导和支持下，我还是完成了使学院由初创阶段演变到初具规模的任务。

在做行政工作中，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两点。

一是我的为人。我的外婆曾跟我讲过许多做人的道理，她告诉我：“别人给你一尺，你要给人一丈”；“宁可天下人负你，你不可负天下人”。我想，我是按照外婆的教导来做人的。我与人为善，尽力帮助别人，从不整人。我心胸宽阔，从不报复得罪过我、甚至是整我的人。我任人唯贤，起用曾经羞辱过我的人。我有公正的心，从不以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以事物本身的对错来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

二是我廉洁自律。我当院长时，吃回扣、贪污受贿的歪风已开始盛行。我曾在全院大会上说：“如果你们发现我贪占了国家或收受了别人的一分钱，你们可以立刻把我拉出去枪毙。”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确实做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教师、搞科研和做行政干部的情况。应该说，在事业上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我能做的一切，除了科研留下遗憾外，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不少人认为事业和家庭不可能两全，尤其是对女同志而言。但我很幸运，因为有婆母和丈夫的支持，也因为我满满的爱心，所以，我的家庭始终是一个充满着爱意的温馨之家。

事业和家庭能两全，我一生的如意事真有八九。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生命中就没有不如意的事。相反，我也遇到过许多很不公平、很不如意的事。但我很有变坏事为好事的能力。我总能从不如意的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激发出更强大的前进动力，从而变换为如意的事。我想，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如意事八九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我从教的一生

引子：我的志愿——当人民教师

1953年，我从上海市第三女中高中毕业。这是一所由上海市最有名的两所教会女中——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合并而成的。学校的师资力量极强，教学质量很高。记得高三时教我们代数的王老师，给我们归纳出代数的八种题型，高考中四道代数题，就是其中的四种题型。你想，有这样的老师教你，你还能考不上大学吗？所以，当时市三女中的学生几乎都是“神枪手”，想考哪儿就考哪儿，百发百中。记得我们年级，光考上清华大学的就有二十几人。

当时，上海刚解放不久，旧社会留传下来的“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思想还很普遍。所以，同学们几乎没有报考师范院校的。可是，我却志愿当一名人民教师，并且很坚决。

我想，我的志愿来自两个原因。

一是来自做团的工作的体验。我是1949年秋入团的。当时学校还没有团组织，我们第一批几个团员是由团区委直接发展的，而当时的团区委书记正是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同志。我还担任了圣玛利亚女中第一任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圣玛利亚女中是贵族学校，学费很贵，所以入学者多为资本家和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像我这样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在学校就算是穷学生了。刚解放时，前两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对党的政策多有抵触；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也对党的政策有疑虑。因此，学校思想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我是因为从小爱看高尔基、鲁迅的书，同情穷人，听说共产党是解放穷人的，就对党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思想特别进步，做同学思想工作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当时带领我做思想工作的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共产党员俞慧耕老师。当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她的公开身份是学校副教导主任和政治课老师。俞老师是个极有爱心的人，她对所有同学都一视同仁，从不歧视任何人。她极其耐心、细致地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从不发火，甚至个别同学对她很不礼貌时，她也一笑了之。我想，这是她长期做地下工作，需与人民保持鱼水关系而形成的好作风吧。同学们亲热地称俞老师为“阿耕”。我当时才14岁，小屁孩一个，当然跟着俞老师学样。所以，我们当时思想工作的作风是极好的，那真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当然，我们思想工作的效果也是好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许多同学的家庭成了运动对象，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帮助她们摆脱了痛苦，度过了难关。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同班同学因家庭矛盾而消极悲观，甚至想自杀。我就和她交知心朋友，每天都和她倾心交谈，从各个角度开导她，她终于想通了。当我看到她积极乐观，像变了个人似的，我内心充满了为她的新生而感到的喜悦，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思想工作的巨大力量。我的中学时代，不但为我热爱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我从事教育事业准备了物质条件。一是当老师（甚至是做人）必备的品德——爱，这是俞老师给我的，我想我日后对所有人都善待，得益于俞老师对我的耳濡目染。俞老师是我的恩师。当然，我的外婆也是功劳大大的，她从小就教育我“宁可天下人负你，你不负天下人”。中学时代还给我准备了当老师的能力，那是钱其琛同志给的。当时，他每周都讲团课，各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就去听讲并记录，回单位后就给团员们传达。钱其琛同志的口才极好，讲团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也就在他那演讲的熏陶和传达的实践中，磨练出了自己的口才，而口才是当教师最需要的能力。

促使我想当教师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近因，是一部电影。当时正公映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又名《桃李满天下》），我看了能有六七遍。女主角华尔华娜·华希列芙娜满腔热情投入乡村教育事业的美丽人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决心和她一样，做个乡村女教师。因为华尔华娜是在边疆省份工作的，我甚至疯到要把高考的第一志愿填为内蒙师院。这时，老师们出来劝阻了我。她们说内蒙的师资力量太差，会影响我成为一个好老师。她们都劝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将来毕业后还可以回母校工作。可是18岁的我，当时还很幼稚，因为院系调整时，华东师大用的是原大夏大学的校址，而我对大夏大学的印象并不好。我想，我怎么能到那种大学去念书呢？最后，我在大家的劝说下，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而我被说服的另一原因是听说每年“五一”“十一”游行时，可以看到毛主席。当时，我高考志愿的填写顺序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几十年后，讲给儿子们听，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妈，你这不是填反了吗？”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因为当时想做教师的高中毕业生很少，而国家又很缺教师，所以当时《文汇报》还特邀我写了一篇文章，和当时北师大教务长丁浩川等人的文章一起，登在一期专刊上。

就这样，我怀着要当人民教师的强烈愿望，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

第一章我的大学生活——为当教师夯实基础

在大学的四年中，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为祖国而刻苦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出校后当个好老师。

我的老师们

我们是幸运的一届。1953年，经院系调整后，北京师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完全可以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媲美。记得我们同学常把两个系作比较，举出他们系的一个教授，然后拿我们系的一个去比，真是一点都不输给他们。

系主任黄药眠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专家，他亲自给我们一年级新生讲文学概论，让我们初步懂得了文学的基本规律和知识，入了门。副系主任肖璋教授是现代汉语专家，记得第一堂课，他匆匆进入教室，什么都不说，在黑板上写了漂亮的五个大字：春天老刮风，然后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规律的讲解。给我们讲语言学概论的是俞敏教授，听说是俞樾的后代。他非常聪明，会六七种语言，本来极其枯燥的课，经他讲解，我们听得兴趣盎然。教古汉语的是我国著名的训沽学专家陆宗达教授。连教我们现代汉语语音的徐世荣老师都是国家著名的语言专家，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者，据说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吃不准的发音，都要请他去定音。教外国文学的是穆木天、彭慧夫妇，穆老师注重讲研究学问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彭慧教授曾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她给我们讲苏联文学。教民间文学的是大名鼎鼎的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教授。他的爱人程秋帆副教授则教我们现代文学。同时教现代文学的还有郭预衡老师，当时他还很年轻，是讲师，刚从苏联讲学回来，他对鲁迅《阿Q正传》的分析使我至今难忘，他后来也成了北师大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

说起古典文学教研室，那更是群星璀璨。刘盼遂教授是山东人，据说四五岁就在孔子的老家学习古籍，对古籍倒背如流，你问他任何有关古籍的问题，他立刻能说出这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里，然后帮你解决问题。他虽不给本科生开课，但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们都称他为活字典，离不开他。当时古典文学是分两条线教的：由一位老师负责讲史，从头贯到尾；讲一段史后，就由其他老师详讲这一段的作品，作品讲解是由许多老师分段完成的。给我们讲史的是李长之教授，他有中国古典文学史专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烂熟于心，讲课时语速极快，滔滔不绝。给我们讲《史记》的谭丕模教授是古典教研室主任，他敦厚稳重，给我们讲《信陵君列传》时，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信陵君。王汝弼教授教汉乐府时，对《东门行》《陌上桑》等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我深入分析作品树立了最好的典范。讲《红楼梦》的启功老师讲得绘声绘色，好像领着我们进了大观园。讲《楚辞》的老师是外请的文怀沙先生。他当时任文化部顾问，是我国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他对屈原和楚辞的分析深刻、精辟，还用楚音为我们吟诵楚辞。他身穿长袍西裤，头戴黑色的筒式皮帽，酷似楚辞中的“峨冠”，让我们想起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

今天回想起来，我的老师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啊！

刻苦的学习

能得到如此众多大师的教诲，我们真是三生有幸。我想，我们理应刻苦学习。

我的学习是刻苦的。每节课前，我都做好预习。课上，我认真听讲，尽可能地记笔记，为了节省纸张，我的笔记本总是从头到尾，密密麻麻。课后，我抓紧复习，尽可能地提出疑难问题，以便请教老师，使自己的学习深入一步。

当时，学校有个设立辅导课的好制度。规定每周每门课都有一节个别辅导课，由任课教师或其助教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可自由参加。我从不放弃参加辅导课的机会，总是带着满满当当的问题前去。记得当时教我们心理学的是教育系的伍棠棣老师，他后来也成了我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在讲课时曾说：理解记忆的效果比机械记忆的效果好。在辅导课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机械记忆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它们就像许多钥匙，散落在你的脑中，你很容易就把其中的一些丢了；理解记忆是用理解把有关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了一体，就像你用一根红线把散落的钥匙都串在了一起，这一大把钥匙当然就不容易丢，更不会丢其中的一两个。现在我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记忆大师，我看本质上都是运用了上述原理，将机械记忆转化为理解记忆。通过提问和辅导，我对心理学中有关记忆的重要知识点，有了透彻的理解，而且终生不忘。

当时学校还有一个好的学习制度，那就是课堂讨论。遇到重要或难懂的章节，教师就会组织课堂讨论，使学生在辩论中明辨是非，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这种学习方式，我也是抓住不放的。记得大学三年级时，政治课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由于年幼，又缺乏训练，我当时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弱。所以，当老师讲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时，我就怎么也掰不开捻儿，心想，同一个东西，怎么会有两个属性呢？正好，老师对这个章节，组织了课堂讨论。我记得自己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准备课堂讨论，动脑苦苦思索，多次找老师辅导，又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最后终于弄清了问题。更重要的收获是，它大大提高了我抽象思维的能力，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思想进入了另一个境界的感觉。这对我以后学好哲学乃至做好各项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我想，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大概是举办大学的意义之一吧。

既要学好老师讲的课程，又要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时间自然是紧的。我除了吃饭、睡觉、早晨和下午各半小时锻炼身体外，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几十年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低我两年的师弟胡江晚，他说记得当年看到我天天去图书馆，而且总坐在那个位子上。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是暑假期间，我在阶梯大教室里，用一个白天加一个通宵看完的。

成功的考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试的成绩是好的。

记得入学后第一门考试的科目是现代汉语，笔试。成绩公布时，我得的是良。这很出乎我的意外，我就去找给我们做辅导的李大魁老师，我说：“我答得都对，为什么给我良？而且有不少女同学来找我对笔记，甚至让我做辅导，她们都得了优，怎么我倒反而得了良呢？”李老师笑了，他说：“你是都答对了，而且答得很好。给你良是因为你的字写得太潦草了，我们考的是汉语，所以卷面也要扣分。”我在心里并不服气，我觉得自己的实际成绩还应该是优。

好在第二学期开始，所有课程的考试都改为口试和5分制了。在口试中想得到5分，可不容易。因为口试时是一人抽一张题签，每张题签都由大小两个题目组成。大题多为对作家、作品或其它重要知识的分析，考你理解知识的能力；小题则是分散在全书的各种知识，考你的记忆力，考你是否用功读书。大题虽可以押，但你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透彻理解和独到见解，你就很难得到5分；小题则无从押起，除非你熟记课程的全部内容，否则你断然拿不到5分。

而我在四年的口试中，门门都拿到了5分。这当然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才得到的结果。平时的刻苦学习；总复习时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思考；临考前的紧张和忐忑不安。所有这一切，才能换来优异的成绩。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每得到一个5分，我都满心欢喜；而当一个学期的考试结束，我门门都是5分时，我更是欣喜若狂。我觉得，在大学的四年中，期末考试是最让我愉悦的盛宴，我从中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感到自己实现了入学时对祖国的神圣誓言。

难忘的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是北师大的重要课程。它既能综合检验学生们几年来的学习成果，又能通过实践使学生把知识转化为教育、教学的实际能力。按教学计划，大三和大四时分别在初中和高中实习。因为整风反右，高中实习未能进行；但大三时的初中实习却非常正规，使我受益匪浅。给我们讲《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叶苍岑教授是当时我国著名的教学法专家。我在北京第35中学实习，有幸由叶老师亲自指导和带队。记得在校内，叶老师多次听我试讲，连讲课时身子不能趴在讲桌上这些教姿教态的事，都一一指导，真是细致入微，使我终生受益。我自己也很用功，反复修改教案，反复练习讲课。在叶老师的指导下，我取得了“优秀”的实习成绩。记得实习时我教的学生还偷偷地对我说，我比原来教他们的本校老师讲得还好。这话当然不能当真，但至少说明我已具备了当好语文教师的基本能力。这能力是北师大给我的最好礼物，我衷心感谢我的母校北师大。

我的同学们

我们53届中文乙班是个团结、和谐的集体。班主任邓魁英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年轻美丽，她性格温和、工作细致，关心班里的每个同学，让我感到温暖。她当时教《文选》课，讲课生动，后来成了古典文学名教授。

我们班同学都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我学习了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优点，他们也都给了我真挚、纯洁的友谊，给我的大学生活注入了温馨，因此，我要感谢他们每一位。

在大学期间，我尤其要感谢的有四位。

吴淑庄是我最想感谢的一位。她是同学中最了解我的人，也是班级干部中和我关系最亲密的人。大学四年中，我遇到什么烦恼事，都会找她去倾诉，她总是热情地安慰我、开导我。几十年间，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想念着我的这位挚友。

张立莲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张友松的女儿。她开朗、率真，经常从家里带来芝麻酱和花生酱，豪爽地让我们往馒头上蘸抹，成为我们的美味佳肴。

刘华国纯朴热情，总给我们宣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并带领我准时参加清晨和下午各半小时的体育锻炼，让我和她一起被评为学校“体育锻炼积极分子”。

李玲是带给我温馨和快乐的人。她比我还小一岁，这个温婉的小姑娘总是笑眯眯的，而且笑得甜美。记得刚入学不久，她想剪头发，我自告奋勇地操刀。其实我从来没给人剪过发，就觉得两边怎么也对不齐，于是左一剪子、右一剪子，把她的头发越剪越短，直到剪成了个假小子。我当时真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可是她依然是笑眯眯的，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儿，长长就好了。”有这样温馨的友谊，你还指望什么呢？

离开学校后，我要感谢的同学有七位。

最要感谢的是傅德惠。在人教社编教材时，我常上她家串门，她和她年过古稀的婆母总是盛情款待我。她婆母给我缝过衣服；她则送我各种票据，好让我买北京的东西。我虽有所回报，却总觉得不够，我至今还欠着她和她婆母的恩情。

李舒云在我1978年去北京考察中学语文教改情况时，帮了我的大忙。俞士洪、王德厚、张晞奕也都在不同方面帮过我的忙。我对他们有的人，回报还可以；有的则欠了人情，只有以后回报了。

我要感谢谷兴云同学。他是标准的好学生，却被错划为右派。为了让国人不忘历史，他积极编辑我班1957年的历史，是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大好人。

吴石粼同学牢记我的刻苦学习，至今仍亲热地称我为“老妈妈”（大学时女同学对我的昵称）。

总起来说，我从同学们的身上汲取了不同的营养；他们中的不少人帮了我的忙；他们给我的纯真友谊更温暖着我的心。所有这一切，都帮助了我去做好一个人民教师。

第二章我从教的起点——洮南速成师范学校

1957年秋，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了。

毕业分配

1957年，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给应届的大学毕业生作报告，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的座位比较靠前，亲眼目睹了总理那非凡的神采。

总理在报告中说：现在有的同学提出，在毕业分配中，要以北京为圆心，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出了这个圆就不去。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我劝同学们应该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因为总理先说的是到东北去，我就毫不犹豫地在分配志愿表上填了到东北去。其实，当时从小抚养我长大、对我恩重如山的外婆，已年过古稀，而且有严重的胃病，几乎长年卧床不起，极需我回去照顾。而且当时也有分回上海的指标。可是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求组织上照顾，因为我觉得提出这个要求就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确定了要上东北，去哪个省呢？这时，我的同班好友李舒云给我出主意了。她的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的，她说：你就报吉林省，那儿一到冬天就有树挂，可漂亮了。再说，那儿有东北师范大学，你学习这么好，他们肯定会要你。于是，我报了吉林省。

因为北师大的反右运动结束得晚，我们到吉林省报到时，已经是九月下旬了。吉林省教育厅安排我们在长春市一个招待所住下。去东北师大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经过整风反右，认为大学生个人主义严重，各高校留校生的数量大大减少，基本不留人，这有限的指标当然就得给本校的毕业生了。几天后，教育厅人事处的张同志来宣布分配结果。他把同来的几个同学都分到了延边，然后对我说：“你就别上延边了。从长春到延边有一天一夜的路程，你要去了延边，将来更回不了上海了。这么远的路程，一个小姑娘咋走啊！”他又说：“你们来太晚了，长春市已安排完毕。你就先到洮南速成师范学校去。那是我们省厅为了培养一批小学教师而临时办的学校，学制两年，从1956年到1958年，明年学校结束时，我再把你调回长春市。”就这样，我被分到了洮南速师。

去洮南速师的路上

从长春到洮南，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走在漫漫的长途上，听着火车“咣当，咣当”单调的声响，觉得离上海真是越来越远了。想起日夜思念的多病的外婆，不禁潸然泪下。但接着就提醒自己，再远再难，也千万不要动摇了自己响应总理号召的决心。

火车到达洮南是深夜，下了车才知道，火车站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好在有马车在揽客，可以把旅客载到县城去。当时洮南县正遇洪水袭击，地势低洼的地方一片汪洋。马车在行驶中，多次遇到汪洋，水漫进车箱，我们就得把脚高高抬起，和身体几乎成90度角，让人疼痛难忍。

到县城后，又知道洮南速师离县城还有十来里路。马车不愿意送我一个人，把我扔到一个小旅馆就跑了，说让我在旅馆将就一宿。旅馆只有一个老头值班，我问他怎么住宿，他说：单间是没有了，通铺你睡不睡。我一个上海姑娘，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通铺，心想只要能睡觉就行呗，于是说：行。他就带我去了一个房间，开门一看，一铺大炕上，一个挨一个地睡着大男人，因为火炕烧得热，还都光着大膀子，吓得我连忙退了出来。于是，我只能趴在老头那张小得可怜的破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眯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老头帮我联系上了速师的人，他们才派马车把我接回了速师。洮南速师

洮南县地属白城地区，紧挨着内蒙，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素有“无风三尺土，风来如黄龙”之称。到处都有厚厚的沙土，人似乎被笼罩在沙土之中。有一次，我和同事去县城看一部三十年代的电影，恰遇刮大风。我们带着防沙眼镜，用纱巾把头包起来，那也不管事，照样被灌得满身都是沙土。路上，狂风卷起的沙土高高地扬在半空中，呼啸着，旋转着，真像一条狂怒的黄龙。眼前满是厚厚的黄沙，根本看不到路，若不是那个熟悉道路的同事牵着我，我根本到不了电影院。

洮南速师的校址，原来是安排抗美援朝伤病员的荣军医院。几排大平房，连同周围的院墙，都是用当地的盐碱土干打垒建成的，地面当然更是土的了。单身老师的宿舍也在平房里，几个老师住一小间，厕所在室外，条件十分简陋。食堂在离校区很远的一趟平房里，洮南的冬天很冷，带来的南方冬衣又不御寒，记得每次吃饭回来都冻得浑身打颤，脸被吹得通红。更让我不习惯的是饮食，这里大多数时候是吃高梁米饭和苞米面窝窝头，对于吃惯了细粮的上海姑娘来说，一开始真是觉得剌嗓子，咽不下去。

可是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难倒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速师生活得非常愉快。因为速师的王荣昌校长和李芳英书记器重我，同事们和我相处得很融洽。更重要的，我还有可爱的学生。

当时，我教第十七班的语文课，并当他们的班主任。学生大多是白城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农家子弟，非常纯朴。我把满腔的爱献给他们。我为他们精心地备课、讲课。我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弟弟、妹妹一样，关心每个人的冷暖，倾听每个人的心声。记得当我声情并茂地给他们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他们惊喜地表示，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课。当速师因故提前于1957年12月就结束时，学生们都舍不得离开我。离校前一天的晚上，同学们在教室围着我几乎哭了一夜，我也陪着他们掉眼泪。师生难离难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从10月到12月，短短的三个月，我就受到了学生如此的厚爱，这极大地激励了我要当好一个教师的决心。

在洮南工作的三个月中，我也曾经有过犹豫和苦恼。我想当乡村女教师，但我绝不想当教书匠。我的理想是要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研究和创新教育理论，做一个像苏联马卡连柯或赞可夫那样的教育家。可是，洮南却没有书。学校图书室只有百十来本很浅显的书，县里没有图书馆。没有书，我怎么提高，怎么研究呢？物质生活上再大的困难没有难倒我，可是文化沙漠却让我无法忍受。这时，我思想动摇了，我强烈地想回上海去；而回上海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那儿找一个对象结婚。这个念头曾在我脑中盘旋过几天。可是，再一想，我要真这么做，岂不是违背了当初响应总理号召的初衷，要当一个逃兵吗？几经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决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了结束这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地找一个对象结婚，那样就可以断了自己回上海的任何可能性。为了响应总理的号召，可以拿自己的终身大事作献礼，这就是我22岁时那纯洁的心灵。

有了这个想法后，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田野。因为洮南速师是只办两年的临时学校，所以它的师资由两部分组成：由全省师范学校抽调一部分老教师作骨干；由东北师范大学派遣18名56届的应届毕业生当一般教师。田野原是东北师大音乐系的学生会主席，是18名毕业生的带队者。来速师后，他除教课、做班主任外，还兼任校团委副书记、教师团支部书记。在洮南抗洪救灾中，别人挑两个土篮，他挑着四个土篮健步如飞，被选为全县防汛模范。他身体健壮，英俊潇洒，是个颇有点像演员秦汉的美男子；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想不到在洮南还会有这样的佼佼者，我感谢上天把他赐给了我。他也非常喜欢我，于是，我们就恋爱了。

可是，相处一段后，我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文化上的差异。田野是沈阳人，他的中学时代恰遇国共两军的拉锯战，他没有读书的环境，几乎没有念中学。沈阳解放后，他做地下工作的姐夫把他送到沈阳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然后又保送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因为没读多少书，所以当我跟他谈起文学名著时，他就只有听的份儿，一句话也插不上来。我怕日后没有共同语言，犹豫了。

这时，又是要响应总理号召的决心拯救了我们的爱情。洮南天冷风大，点炉子取暖成了学校每天的大事，也是难事。有时，连学校专门雇的烧炉工都点不着，只有从小跟父亲干过活、心灵手巧的田野能点着。我就想了，虽然教育厅的张同志说一年后把我调回长春，但那是瓢把上的事，万一需要一辈子留在洮南，不嫁给田野，还真是连饭都得吃不上。于是，我不再犹豫了。

我想，上天是会眷顾好心人的。当初为响应周总理号召而决定的婚姻没有欺骗我。田野照顾了我一生，尽量让我少做家务，支持我的事业。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一点成绩的话（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评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省“三八”红旗手，1991年又享受了国务院给予的政府特殊津贴），那么，一半的功劳要归给他。在支援我工作的同时，他自己的工作也很出色。他是长春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先驱者，创建了长春市计算机学校这个全国重点校，是教育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理事，参加了中国职业教育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

洮南是我真正做过乡村女教师的地方。我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当教师的幸福，也收获了陪伴我一生的婚姻。我怀念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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