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9月29日下午，我感冒正在医院输液，突然《人民日报》的何加飞老发来一条信息:“我们的老乡颜世贵先生走了”。顿时，头脑一片空白，泪水顿似倾盆雨。因为颜老走得太突然了，让人无法接受。

他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我是家乡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颜世贵先生与我相熟相知几十年，统称“高作人”，而他身居高位在京城，与我相处亲密无间，除了文字的交流探讨之外，更多的是亲情友情、感情交流，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电话微信几乎天天鸿雁传书，他十分谦逊，尤其他用手机制作 的美篇经常传发给我，让我提出意见，相互切磋，令我十分感动。他对晚年生活充满热爱，兴趣爱好广泛，通过他的手机发表了众多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散文，平时为人谦和，谈笑风声，讽趣诙谐，那满头银发，在他身上散发一种无比的活力。可不幸的是，就在他逝世的五个月前，他的老伴潘真突然撒手人寰，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嚎啕大哭，使我顿时也泪流满面，料理完老伴潘真的丧事，不长时间，他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回老家走一走，回来那天，我们建湖几位乡友王锦湘、李育佐、马卫标和他的五弟颜世虎在向阳渔港厚舍厅相聚，大家气氛热烈，他的情绪也十分好，也许是失去亲人，而又见“亲人”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饭后，我与他单独谈心，劝他要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他告诉我回去后继续拿起手机完善编写《补遗》一书，争取尽快出版。时隔两个多月，我赴京出差，我到北京第一任务是去看望世贵先生，那是今年8月1日的中午，北京骄阳似火，我们和中建八局华南分公司的李总（建湖人）驱车来到《人民日报》社大院家属区看望他，家乡来人，他再次激动流泪，很快控制情绪后，他将由炎黄家出版社出版的《礼遗》一书送给我们。我非常惊讶，时间这么快，13万多字的书就出来了，我翻阅一看，书内增加了他老伴去世的内容。这时我凝视这位耄耋老人良久无语。我知道他在失去老伴极度悲伤中，以坚强毅力编写《补遗》书籍，我手捧《补遗》顿时心潮之伏，向世贵先生投去了无比崇敬的目光，钦佩他的坚强与执着。这种人生境界在人生夕阳中闪闪发光，顿时我眼眶湿润，久发说不出一句话来。站在一旁的中八局的李总顿时领悟了我的心境，接着世贵也向李总赠送了《碎片》《反刍》《补遗》晚年三岁曲三本书。这三本书对我来说，已经都了解书中的核心内容，对小李来说感到十分新鲜，在给李总的书上，颜老还在每一本书上恭恭敬敬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令小李非常感动。世贵又领我们参观了他卧室、书房和阳台养的花卉，他指着刚凋谢不久的昙花说：“这昙花多年未开，今年突然开放，美丽动人，可惜昙花一现，十分短暂，犹如人生。人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亦不过如此。”接着他又领我们参观书架和堆放在一旁有一人高的数百余本采访本，我随手拿起一本翻阅，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有的已经褪色，望着一大堆采访本，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就是《人民日报》这位高级记者的漫漫人生之路，这些饱含着他的智慧和辛劳，令我无比敬畏。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客厅，他与我谈起了今后的打算，他对老家有着特别的感情，如今老伴走了，女儿们又有家事和工作，我想回家乡建湖住 一段时间，与建湖的文友们见见面,叙叙旧，谈谈文坛往事，他还特别提到一大串名字：姜茂友、游育林、凌炳奇、于学文、黄玉锦、金学桂、崔世才和彭淑玲、王春雨、葛菁、纪云梅、夏海、杜乃彤、嵇绍波、颜巧霞这些文友，他们都为家乡文学事业笔耕不辍，我十分敬佩他们，家乡的《建湖日报》《塘河》杂志、《建湖博览》《薪火西北乡》我特别喜欢。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笔耕不辍，将这些报刊办得有声有色。如今我年纪大了，很想和他们再忆往事。我满口答应，待秋天回去，我一定组织各位观聚一堂、共叙友情，他很开心。我们离开世贵先生的家已是12点多钟，他执意让女儿到《人民日报》社餐厅招待我们，说他自己胃口不好无法陪同，我们再三婉谢，让他好好休息。结果成了一次无法兑现的预约，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然而这一回家会文友的计划成了他人生的终身遗憾，此时此刻，让人无比感慨.一位水乡贫苦农民的儿子通过自己的漫漫求索，历经艰难困苦，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前行，在抗争中书写人生辉煌。

   40年代，颜世贵出身在高作镇的一个叫荣群村的小村庄里，父亲是地道本分的农民，战争年代参加过支前，后来一直守着贫瘠的土地，靠天吃饭。贫穷与饥饿是颜世贵童年与少年的全部记忆，求学的路，异常的艰辛。他永远难忘他的二姨夫，把买小猪仔的钱给他缓解读书费用的燃眉之急。一种苦难中的温暖记忆。这样的生活记忆，让他时时能体会到弱势群体的艰辛与不易，并愿意伸出热情的双手。

  1967年，由于品学兼优，二十几岁的颜世贵被人民日报选调，成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当年的《人民日报》，在江苏就只招了他一个，成了苏北水乡的“夜明珠”。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很让父老乡亲刮目相看的事情。

从此，在颜世贵的心目中，暗暗下定决心，记者是一种职业，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更要为民执仗正义，就是要和时代的疾病打交道，要站在历史的近处，观察社会，思考问题。

   他笔下的新闻没有具体的范围，凡是看见的皆可能成为新闻。新闻在路上，他的心与脚步永远在路上。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衡广铁路复线建设，以及第十一届亚运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他一一经历并用文字见证过。“农业学大寨”，他在那里呆了一百多天，开发大西北，在西北一呆就是四五个月。他说，现在的人是无法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期待他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一些被人忽略或是冷落的生活现象。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无效能的混乱现象，颜世贵采写了《满天飞与飞满天》报道，引起国家的重视。英国的《泰晤时报》对此作了评论。认为这是一篇“少有的新型真实报道的样板”。

   1979年10月中旬，湖南郴州童子村的一封群众来信，署名者个个按着鲜红手印，请求报社派记者看看他们祖祖辈辈缺水是如何生活的。于是颜世贵与同行欧庆林前去调查，两人坐了四十多小时的火车硬座到了郴州，再换汽车到县城，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才到童子村。童子村，山区一个穷得让人无法夸张的村子。当时，左的思想还比较盛行，“文革”的余毒还未肃清，颜世贵与欧庆林把连续几天的采访，写成记者手记《盼水早日流到童子村》、《郴州重视解决童子村缺水问题》、《童子村社员群众迫切希望解决吃水问题》，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还写了内参，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亲笔批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从而使童子村告别了缺水的历史。是他们用笔，使童子村的生存环境有了相对的改善，在童子村，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与记者职业无关的事情，带领当地人一起爬绝壁、钻溶洞，踏勘水源，形成一个合理的引水方案，才离开童子村。他说，记者不仅要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还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既是记者的本分，也是做人的准则。时隔25年之后，2002年，他又特意去了遥远的童子村看了一次，看看那里的人，可否生活得好？ 不过此时，他已是一位退休的老记者，但童子村的往事，却成了他魂萦梦绕的牵挂。当年的情景仍不时在他的眼前呈现。

25年，童子村的父老乡亲一眼就认出来了，一点没忘记这位来自京城《人民日报》为他们“解渴”的记者。当颜世贵离开村子上车的时候，村里又响起了当年迎接他们时的鞭炮声。在村民们的挥手中，颜世贵眼含热泪离开了这个已铭刻在他心中的童子村。他是一个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

往事片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新闻报道得罪人也是家常便饭，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得罪人而退缩过。1978年，去石家庄采访，在石家庄的街上走着，到处都是大字报，反映的是“文革”期间河北一个机关占领学校用地的历史遗留问题。颜世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写了《顶头上司更要以身作则》，还加了编者按。新闻一见报，就得罪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开了十几辆车来报社兴师问罪，有人竟然要在报社门口贴颜世贵的大字报，说他道听途说。面对那么多人的质问与压力，他的回答是，你看我的文字有没有不真实的地方，若是有不真实的地方，请你们指出来。他很在意的一个字就是“真”。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对他来说，就是不可动摇的信仰，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与灵魂。

一生耿直，伸张正义。是颜世贵当记者的名词。记者的名字应与作品联系在一起，这是颜世贵的座右铭。同样是写字的，记者与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尤其对新闻记者而言，文字是一种特别敏感而又严肃的东西，颜世贵是从因言获罪的年代走出来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言论的敏感？退休后的他，看到那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还是会写。他说，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要告诉人们，正确的现象应该是什么？他的记者职业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基因的一部分，固执而坚定。

在“文革”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里，许多人最终超越了人格的底线，背信弃义，出卖良知，换得暂时的苟且平安。而颜世贵依然活得很真诚、坦荡。

一天，红卫兵给了颜世贵一本手写诗集，诗集的作者叫丁贵春，说已经认定为黑诗，准备批判，让他帮助分析，深挖诗的反动思想。而丁贵春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地质研究生，1956年任大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始接受批斗，后劳改、下放农村，一直到1979年，整整21年。

这一本诗集，是用真情写出来的生活写照，反映一代青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字里行间没有任何的反动和罪恶，同时又是这位大右派记录自己的一段苦难心路而已，苦恼与惆怅，希望与渺茫，凝聚着作者的血与泪。这一本诗集，颜世贵整整保存了13年，然后交给了诗集的主人丁贵春先生。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弄不好会引来灭顶之灾。而颜世贵当时是一个接近毕业的大三学生，他与丁贵春先生原来并不熟悉，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大右派。后来，丁贵春先生出书《流放者之歌》，请颜世贵写序，他说，这是我为朋友所写序中最为伤感的一篇序。丁贵春先生整整21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心疼。他舍不得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被时代不堪的折磨与侮辱。他从来不是一个因为时代而改变的人，从来不是一个跟风的人，他有坚定的是非观念与清明的慈悲意识。

然而，对颜世贵来说，他自己也有一部说不清的罗曼史。1975年，五七干校的下放劳动，是变相的劳改。颜世贵成了水稻班班长，赤脚赤膊在田里劳动，除草、喷药、查看水稻的长势，有几张老照片，他像一个很专业又很敬业的农民，还有一张合影，笑得依然那么的灿烂。使人们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像大文豪苏东坡的人，任何的打击对他无能为力，他永远像一朵太阳花，率真热情的生活着。

  令颜世贵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1982年采访费孝通时，费老对他说过的话：“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还谈得上什么爱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要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流浪。”

有一年，颜世贵应邀出席了家乡政府的春节团拜会，地方父母官与各位在外回乡探亲的游子交流地方政府多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果。他第一个发言，谈了两点，关于家乡的不足之事，一是乡村的绿化问题，二是乡村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水污染与绿化问题更应该是政府关心并关注的，做得好，是更大的成果，人民才会真正感激政府。在这样的春节团拜会上，他的发言，真是不合时宜。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合时宜的人。他说过，他的真话总是在一段时间后慢慢的被人肯定的。他不怕得罪人，他怕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是一个敢言的人，替百姓代言的人。  

家乡与父老乡亲一直是他牵挂的词。俗说家丑不可外扬，而颜世贵想，我作为记者，一定要担负起记者的责任。他写过关于家乡的内参，写的都是最最实际的问题，水的污染关系乡亲们的身体健康问题，文字里流淌着一种揪心的痛。然而，颜世贵是热爱家乡的，他在为民“请命”的同时，他又想方设法帮助家乡办实事，为了解决家乡的一条小路，他帮村里亲手起草报告，找到省委主要领导，请求“开后门”。为了解决村里吃水问题，他风尘仆仆从京城到省城到处求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喝母亲河西塘河水长大的，是故乡人民培育了我，农民儿子一辈子也忘却不了养育之恩。”在他的努力下，家乡建起了水塔，修了一条乡村公路，家乡人为了感念他的恩情和一片赤诚之心，把那条路命名为“记者路”。

在他的博客里，有许多家乡的图片，家乡的残荷、小河稻田、祭祖、村里的乡亲和小孩、丹顶鹤、麋鹿。在越南的湄公河畔，他想到了杜拉斯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情人》，他也想到了家乡，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乡，家乡的滩河，他觉得家乡的河与湄公河一样，有着不同的美丽。他的《往日时光》一书的封面图案就是故乡滩河的一角。他是一个感性而念旧情的人，他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的家乡。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时提出的。颜世贵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在他身上，幽默、随和、真诚、执着、浪漫是那么的和谐而统一。

  在他的眼里，众生是平等的。大人物，小人物，一样的礼遇。大城市，小乡村，一样的心情。他跟随过李鹏总理采访，李鹏总理曾经帮他改过新闻稿，他采访过费孝通、倪志福，拜访过南怀谨，也采访过铁路建筑工人、农民。他的新闻报道，文字感是与众不同的，随笔似的，有的报道，简直是有春秋笔法的风度，简练、省净中有人文关怀。写绿化带的问题，用的题目是《收获的不仅仅是绿色》。他的人物传记，写得特别传神细致，《平民市长张百发》、《词学大师晚年记》等，很见功力。新闻、人物传记之外，他也写随笔，他的随笔，散淡，细腻、温情。

颜世贵博客的签名为生命有限，珍贵每一天。博客里面的文章多半是生活化的，像一盘丰盛的大杂烩。陆华老师的文章《我的童年，我的父亲》也被他转载，一篇感动了许多人的文字。文字之外，他的摄影也是不错的，他喜欢拍照，到处走走，日落月出、风霜雨雪、幼儿园的小朋友、世界各地的风景，但凡入眼的，都会拍摄下来，配上文字，并有所感慨。

晚年他将自己毕身珍爱的书籍赠送给家乡的母校建湖县中，学校为他设立了“世贵书屋”，他说让她给学生们增加“营养”。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后来他每次回家乡都要到书屋看看，无时不心系着书屋的打造和学生的阅读情况。

颜世贵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往日时光》，写了他这么多年来的成长、生活与工作，里面有苦难，有辛酸，也有喜悦与感动，都是真实朴素的人间情谊。如今，他又开始做《传纪文学》的主编，他说，他现在的办公室在网上。晚年之际，他是连续出版了《碎片》《反刍》《补遗》三本书，他的生活，那么的充实而自在，他好像还是二十多岁那个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

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颜世贵是如此的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然而，他写了一辈子别人，唯独没有写过自己，如今耄耋之年，记者的责任仍在肩上，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的微博上不难看出，颜世贵的记者人生是多彩而神圣的。

文星光耀万里程，一往情深故人情。如今颜世贵走了，女儿们失去了一位好父亲，家乡失去了一位好乡贤，新闻界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人民日报》失去了一位好记者。成了人们心目中永远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