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东来的长篇叙事诗歌《蓝蝴蝶》（收录于诗集《铜钟的碎片》万卷出版公司）约1600行、3500字，采取叙事与抒情的手法，描写“九君子”的抗战故事，不仅丰富了东北抗战文学的内涵，还在诗歌创作手法与精神内核表达上进行了创新探索。

沈阳“九君子”为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等9位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在1932年国联调查团来华之际，冒死汇编“TRUTH”证据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蓝蝴蝶》以诗歌为载体，将“九君子”的故事从历史档案中唤醒。诗人没有简单罗列史实，而是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九君子”搜集证据时的惊险：“月黑风高夜，一位爱国的‘省政府管卷人’/支走监视的日本人，偷偷打开保险箱/‘日军给伪省政府的命令’被拍照、传出”，寥寥数笔，便将“九君子”的智勇之举具象化。

以往抗战主题诗歌多聚焦于“武战”，而《蓝蝴蝶》将目光投向“文战”，知识分子以笔为刃、以证据为弹的抗争，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叙事维度。正如诗中所写：“他们和东北军的抗战、义勇军的抗战、公安警察的抗战一样/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畏选择”，这不仅是对“九君子”的肯定，更让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与军人的浴血奋战，共同汇入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历史洪流。

从结构上看，该作品采用“序篇+九章+尾声”的架构，形成了完整的历史叙事链条。每一章既独立成篇，又与前后章节紧密衔接，形成了“历史纵贯线”与“人物横截面”交织的叙事网络。

在描写上，不同于短篇作品对单一事件或人物的聚焦，《蓝蝴蝶》既描写了日军的残暴与伪满政权的傀儡本质，也呈现了国际社会的态度分化；既刻画了“九君子”的英勇无畏，也记录了普通民众的觉醒与反抗。这种多维度、全方位的书写，让东北抗战历史成为一幅包含政治博弈、社会动员、个体选择等多重维度的立体画卷。

此外，诗人在叙事中注重抒情，让历史的厚重与诗意的灵动相互交融。如描写“九君子”签名时作者写道：“在端庄沉重的文件包里九人郑重签名……沈阳‘九君子’就以这样的大义果敢/在历史的记忆里留下永远的名字”，平实的语言中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张力。这种叙事和抒情的双重表达，让作品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备文学的感染力。

这部作品以“蓝蝴蝶”为核心意象，将幻化的精神象征与具象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蓝蝴蝶”具有多重象征内涵，并随着诗歌叙事的推进不断丰富。在序篇中，“蓝蝴蝶”是“TRUTH”证据册的化身，蓝色象征着真相的纯净与不可玷污，蝴蝶则代表着历史记忆的鲜活与不朽。在后续章节中，“蓝蝴蝶”又成为“九君子”精神的化身，诗人将“九君子”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蝴蝶的特质相联结，让抽象的精神品质变得可感可知、生动形象。

更重要的是，诗人以“蓝蝴蝶”作为叙事视角，将历史见证者的身份穿梭于各个历史场景：它飞过柳条湖九一八事变现场，“收紧翅膀，落在铁路旁一棵歪脖子树上/我知道历史即将发生的景象”；它见证“九君子”搜集证据，“我飞到炮筒子上，被太阳旗掠起的风吹下来”；它跟随国联调查团的脚步，“我在身后，深切感受他脊背阵阵的抽搐/他内心的纠结让笔挺的军服瑟瑟发抖”。这种“飞行”叙事视角，让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记录，而是充满情感温度的动态记忆；既保证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又赋予诗歌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传递出对历史的审视与对英雄的崇敬。

在诗中，诗人通过对“九君子”个体与群体形象的刻画，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不屈风骨。

巩天民“用商会会长身份做掩护，鼓舞百姓/聚义士、发传单、反满抗日”，将商业才能转化为抗日行动；刘仲明以医学知识为武器搜集日军罪证，“手术刀变成利刃刺向日本侵略者”；毕天民以学者的身份引领民众觉醒，“他作为2000名请愿学生的总代表/站在队伍最前头，摇旗呐喊”。

这些细节描写，展现了知识分子以文报国的独特方式——不是沙场冲锋陷阵，而是以智慧与勇气投入抗战。正如诗中所写：“他们知道民族与国家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这既是对“九君子”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深刻诠释。

诗人还着重刻画了“九君子”在面对酷刑与迫害时的不屈风骨。巩天民“被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可他没吐出一句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刘仲明“在八平方米的‘狗洞’里爬进爬出/他承认自己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我负一切责任，其他人都是参与者’”；毕天民“在被审讯毒打中，坚守信念/他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最后脱得牢笼”。诗人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将知识分子外在的文弱与性格的刚毅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精神信仰的描写，让“九君子”的形象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中华儿女威武不屈的精神象征。

此外，《蓝蝴蝶》还深入挖掘了知识分子抗争的特殊性。“九君子”不仅以行动反抗侵略，更以思想唤醒民众，以文化守护民族根脉。诗中提到，“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向东北/抗日救国的思想星火燎原、方兴未艾”；他们创办“星期三会”，“是沈阳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国青年》等刊物落地生根/引抗日之风，开东北新文化之先河”。这些描写表明，知识分子的抗战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证据搜集与传递，更是精神层面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抗争。这种书写方式，让抗战文学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