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回望三燕古都

徐安琪

（一）

也许是因为北京朝阳区的名声太大了，我虽然知道辽宁也有一个朝阳，但并不知道它是一个地级市。实际上，它位于辽宁省西部，离北京不太远，也就是500公里。某种意义上，整个辽西地区的城市群，影响力都不是特别高。对很多北京旅友来说，沈阳、承德、葫芦岛，包括赤峰，都是常见的选项。但夹在这些地方中间的辽宁朝阳，似乎不是那么显眼。

紧邻着赤峰市，位于其东南；与沈阳东西相对，似乎也在镇守着辽宁的一个角落；离沿海城市葫芦岛也不远，离因辽沈战役而大名鼎鼎的锦州仅有不到100公里；与承德曾同属于民国时期划出、1955年撤销的热河省辖，这里就是朝阳。没有草原，不临大海，欠缺名山，鲜有古城。虽然通了高铁，从北京出发两个小时就能到达，可在东三省整体不太景气的当下，朝阳似乎给不了人们一个必去的理由。

九月初秋，偶然来到了这里，一番考察了解，才发现，此地的历史底蕴相当厚重。地处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交界，又位于内蒙古高原向沿海平原过渡的阶梯分界地带，这座有着非凡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意义的城市，冷冷清清、安安稳稳地坐落在离北京不远不近的地方，并未散发出它应有的光芒。

它的冷僻，反衬着我国各地历史遗产的丰厚，也说明了当下国泰民安、民族团结、政局稳定，兵家并无什么用武之地。从这种意义上，我倒是希望此地永远不要因军事意义而再次变成什么省会、枢纽，包括战略要冲。真到了那一步，恰恰要说明，边事不宁、烽烟不远了。读者或许要问，难不成这地方古时候是个火药桶？要真是那么出名，历史课本上应该把它写进去，怎么没看见呢？

也不能说它就是个火药桶。春秋战国时期，它与北京地区同属于燕国。此后，这里居然还出现了好几个燕国。作为国都的朝阳，时称“龙城”。“龙城”这个名字，让我们想到“龙兴之地”、“卧虎藏龙”、“龙争虎斗”等。中国人有龙情结，也有帝王崇拜。被称作龙城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其他好几个。有趣的是，除了历史层面，辽宁朝阳竟跟真实的“龙”也有关系。

作为“世界化石之都”，朝阳出土了大量的化石。迄今为止，世界“第一只鸟起飞”和“第一朵花绽放”的化石，都是在朝阳发现的，因火山喷发，这些动植物的生动姿态成为了永恒。这里发现的一种小型食草恐龙，被国际学界命名为“朝阳龙”。它体长1.5-2米，生活在距今1.5亿年-1.4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依此来讲，朝阳还是古生物学意义上名副其实的“龙城”。以亿为单位纪年，一切当下看来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都显得微末而滑稽。

其实，不需要回到这么久远的过去，仅追溯到人类已经具有文明的约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朝阳地区就有不俗的表现。位于朝阳市凌源市的“西八间房村”遗址、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鸽子洞遗址，都出土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使用的工具。而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则昭示了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它们属于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的组成部分。

进入中国历史纪年，夏、商、周时期，这里的政治文明并不落后，商代此地属于孤竹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燕国的北境，也时有山戎、东胡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到了秦汉时期，这里属于辽西郡，并部分成为鲜卑人活动的区域。三国和西晋时期，这里东部属于昌黎郡，西部先后属于乌桓、鲜卑的地盘。东晋时期，中国进入了极为混乱的十六国阶段，此地先后属于前燕、前秦、后燕、北燕，成为合称“三燕”的首都龙城。南北朝时期，在北魏、这里被称为营州。

隋朝时期，这里置柳城郡。唐朝时期，这里仍为营州。营州“地接六蕃”，是初盛唐时期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安史之乱的当事人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辽宁朝阳人，分别属于粟特族和突厥族。而当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时，伪朝的称号竟然也是大燕！看来，乱臣贼子，心心念念的，还是龙城这片土地王霸之气的辉煌过往。而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臣李光弼，也是营州人，契丹族。真乃龙城虎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宋辽金时期，这里先属于辽中京大定府，又属金北京路大定府和兴中府。元朝时这里属于大宁路，明朝属大宁都司营州卫地。到了清朝，这里名为塔子沟厅和三座塔厅。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档次不高，也说明，清朝时龙城重要性有所下降。到了乾隆年间，这里改为建昌县和朝阳县，属承德府管辖。朝阳这个名字的出现，因其境内有一座凤凰山，据《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得名。清光绪年间，这里改为朝阳府。

民国年间，这里属于热河省、锦州省管辖。这期间，朝阳自然也遭遇了日本人的蹂躏，在艰难的抗战中接受洗礼，在解放战争中重生。建国后，随着热河省的撤销，这里属于辽宁省，1958年在原朝阳县城区基础上建成朝阳市。今天的朝阳市，辖双塔区、龙城区，朝阳县、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及北票、凌源两县级市，与葫芦岛、锦州、阜新并属于辽西地级市。

（二）

几千年历史沿革，潮起潮落，龙城游走在被人遗忘与铭记之间，忍受着风云激荡，静看着刀光剑影，也承载着寂寞平庸。而它与权力相关的高光时刻，毋庸置疑，应当是在十六国阶段，作为三燕王朝都城的时期。

今天在朝阳市内的多座古塔中，有两座极富盛名，分别是北塔和南塔。城区双塔区的名字由此而来。连结这双塔的街道，已被打造成了一条售卖古玩玉器的特色步行街，它的名字叫做慕容街。慕容，这个富有文学意味的姓氏，实际上是鲜卑族的一个大姓。建立前燕和后燕的，都是慕容氏的鲜卑。建立北燕的冯氏，是鲜卑化的汉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慕容复，便是这个慕容家族流落到南方的后裔。文学大师的书写，让这几个曾经辉煌一时，却不为后人关注的政权，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慕容街的名字，也由金庸题写。它让远道而来的我，多少有些期待。

这条名字特别的街道，当下却并不景气。暖阳高照，然而毕竟是关外初秋，已显萧瑟凉意，游人很少。两旁的商铺虽然鳞次栉比，可显得老旧，并没有欣欣向荣之气。出售着化石纪念品、北票战国红宝石和各种玉器文玩的摊主中，大部分都因客人买得少而表现得冷淡寡言、无欲无求，却也有少数愿意与客人唠家常。一位爱唠嗑的年近六旬的摊主苦笑着说，因为疫情，来这里的人少了，经济下行，什么东西都卖不上价格。“买这东西，不当吃不当穿的，图什么呢？就是图个开心，有什么价格不价格的，看着合适就拿走吧。”聊到最后，他竟然做出了慷慨的表态，半送半卖地让我装走了自己看了几眼的一件器物。拿着器物，我心中洋溢着对朝阳大地的感激和对摊主的同情。

从慕容街的萧条来看，慕容这个名字，已近乎于一个无用的噱头和传说了。可是，还真有对历史较真的人。便是在慕容街顶端的北塔博物馆里，我遇上的志愿讲解员。这位转业军人出身的讲解员，以军人的热忱和责任心，为我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站着讲解了40分钟！那种对家乡历史的热爱，绝不是敷衍出来的。我问这位志愿者，您是不是慕容或者冯氏的后裔？他笑着摇摇头，并告诉我，冯氏确实有后裔，多在华南，经常来祭祖寻根。这位既不为饭碗，也不为自家门户的民间研究者的热情，恰恰反映了本地历史文化真实而强大的魅力。这种来自草根的热情，比高校课题组的成果更加可贵。在豪华精美的北塔博物馆，我看到了诸多国宝，触摸到了这里多个朝代的峥嵘岁月。朝阳的历史，仿佛被这些国宝激活了。参观完北塔博物馆，我绕着北塔转着圈，心中肃然起敬。

北塔是一座饱含多个朝代心血的建筑，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塔”。它的前身，是“思燕佛图”。“佛图”即佛塔的意思。为之命名“思燕”的，正是北魏冯太后，她也是北燕的亡国公主。“思燕佛图”敕建于公元485年前后，选址在龙城王宫旧址之上。这座木构楼阁式塔，后毁于火灾，台基仍在。隋文帝仁寿年间，杨坚诏命在原台基上重建成密檐式砖塔，称宝安寺塔。唐代该塔更名开元寺塔，并得到修葺。辽代，该塔得到两度维修，更名为延昌寺塔。如今的朝阳北塔，便是龙城旧址、北魏台基、隋塔内核、辽塔外表合一的塔，它活脱脱地就是一部包含了少数民族史在内的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北塔的高妙之处，不仅在于塔的历史本身。1988年，国家有关人员在对北塔的修缮过程中，发现了天宫、地宫及上千件奇珍异宝，其中还包含两颗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应系隋文帝颁赐。至于其他各类珍贵佛教文物，竟不胜枚举。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藏宝塔！而这些宝物，不仅在地下安然度过了一千多年，而且近代以来，没有被盘踞东北的日本人发掘，没有被本地的军阀土豪强取，没有被民间盗墓者偷走，而是被国家官方偶然却正式地发掘出来，不能不说，是龙城之幸、中国佛教之幸。

作为近两千年的佛塔，又出土了一批珍贵佛教器物，龙城是否该是一座沐浴在安详的佛光之中的佛城？是否长期笼罩着慈悲法喜、宁静祥瑞呢？答案是否定的。研究佛教史的人们会清楚地认识到：佛教教义的逻辑是一回事，佛教所处社会环境的实际运行规则是另一回事。

显然，并不是佛法发达的地方就没有罪恶、寺院林立的地方就没有战争、石窟绝伦的地方就没有争夺、壁画精美的地方就没有杀戮。封建时代，哪一个政权的建立，不带有血色？哪一朝非正常的皇位更迭，不以一批人，乃至一批家族的肉体消灭为代价？崇信佛教的普通百姓，或许可以通过清心寡欲来了此一生，可崇信佛家的当权者，一旦面对真实的政治斗争，又有几人会选择清静无为、慈悲为怀？比起佛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的奋斗逻辑、党同伐异的社会本能就会成为真实的信条。一起起心狠手辣、斩草除根的权力剧，也发生在这些可以为建寺院一掷千金的王者身上。晚年的梁武帝是个例外，“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的他，最终在侯景之乱中被困，活活饿死，成为后世的教训和笑谈。然而，梁武帝毕竟活了86岁，毕竟也曾是一代明君。多少当权者的贡献比他小得多，结局比他惨得多。相比之下，又有什么资本去讥笑梁武帝呢！斗争是真实的，血腥是真实的，可信奉佛教也是真实的，留下的艺术瑰宝也是真实的。

（三）

这些真实夹杂在一起，或可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说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是完全准确的。实际上，在若干“之一”中，它也绝对是排在靠前的。西晋建国后不久，便爆发了八王之乱，王室成员相互屠戮。在内乱中，朝廷威信尽失，国力耗丧，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并南迁寻求地盘。

史料记载，从公元304年巴氐族李雄建立成汉和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5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前赵（由匈奴人建立，括号中标注的均为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匈奴）、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成汉（巴氐）等政权，史称十六国。现实存在的政权还不止这些，这16个是比较强大、存续了一段时间的。那可不是当今汇聚人民大会堂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也不是美国的“多元文化大熔炉”。

当时，每一个政权的建立，几乎都以攻城略地、侵略他国地盘为必要条件。而一旦在武力上占据优势，屠城、杀尽前朝宗室都是家常便饭，针对他族百姓的无辜屠戮不在话下，还有人以虐杀他人为乐。人性的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激发，淫乱、迫害、骨肉相残遍地皆是。通读了这段历史，再去对比三国时期，便会感到，三国时期那些为人们熟知的残忍争斗场景，可以成为小儿科，甚至能披上温情脉脉、富含伦理的色彩。仅举十六国时期的两个例子。

《晋书·卷八十六·载记第六》记载了由羯族人创建的后赵的第三位皇帝石虎和其子石邃等人的生平。当时作为太子的石邃是这样作为的：“邃自总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可以看出，他不仅淫人妻妾，而且还将伺候自己的美女斩杀后将人头置于盘子上来欣赏。连尼姑也逃脱不了被虐杀且烹食的命运。这亘古少有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实际上，石邃的父亲石虎也是一位典型的暴君。他本来是上一任皇帝石勒的侄子，并不是法定的接班人。等石勒去世，太子石弘继位，石虎废黜了石弘，并将其母亲和兄弟几人全部杀死。面对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他也能狠下杀手。

《晋书·列传第九》记载了割据一方的晋臣王浚的生平。提到：“浚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王浚为了对抗石超，与鲜卑中的段氏交好，鲜卑出兵相助。乘胜追击之中，鲜卑士兵军纪极差，抢掠民众，还夺大肆抢夺妇女。而在王浚一刀切的“不许挟藏妇女”命令下，八千名妇女便被鲜卑士兵沉入易水溺死。此时的段氏鲜卑，还不是后来建立燕国的慕容鲜卑。客观上，他们还在为西晋的外围人物服务，属于志愿兵。然而，在行军过程中，他们就酿造了这样的惨案。后世史家忍不住感叹：百姓的生灵涂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了“衣冠南渡”的史实：北方的汉人待不下去了，水深火热，世族整体地往南迁移。东晋的第一位皇帝司马睿和扶持其称帝的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都是衣冠南渡大军中的成员，说白了，也就是逃亡者。而无力南渡的底层百姓中的青壮年，则组成了“乞活军”。这是社会最底层、最悲壮的一股力量，他们四处流亡、抱团取暖，形成小型的武装力量来对抗强势军事集团的欺压虐杀。

今天，站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我们当然要尊重这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都是中华历史和华夏大地上的产物。从人种、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活动区域上，汉民族与这些少数民族并无高低之分。然而，看了这些政权的实际作为，又很难昧着良心给这些当权者们点赞。难道我们要为野蛮残忍鼓与呼吗？难道因为某地建立过一个政权，这个地方的后人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段历史吹上天？尽管两晋南北朝，从结果来看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然而，具体地说，民众的迁徙、杂居、通婚可以促进民族融合，但残暴的统治与杀戮，只会加剧民族的毁灭与分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愤而杀胡的冉闵，没有南方政权前仆后继的防御与征伐，没有桓温、谢安、陈庆之、韦睿等一系列名将和所率兵士的奋争，华夏大地若彻底陷入了类似于石虎这样残暴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手中，汉民族可能彻底灭亡，秦汉以来的道统也可能彻底毁灭，野蛮将替代文明。

不得不承认，十六国的开创者们身上的尚武精神，是值得借鉴的。承平日久的今人们，看到这些打战不要命、视武功为至高利益的前辈，或许会唏嘘感佩不已。然而，强大不等于仁义，强权不等于公理，武力不等于文治。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向文明的积极靠拢，是自我谦抑的文化重塑，是几百年历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相较于若干成王败寇的政权更迭，它散发着自我革新的文明光辉。

正视了历史的真实，便不应该因为龙城曾是燕国国都，就对这个燕政权高看一眼。慕容鲜卑的赫赫武功，自不必说。然而，从性质上，它与十六国中其他的政权，没有任何区别。

（四）

鲜卑这个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起源于蒙古高原，属于东胡族群，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下的蒙古语族。这个兴起于大兴安岭的游牧民族，到了西晋年间，也分为了几支：段氏鲜卑，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曹魏年间，曹操还对有功劳的鲜卑贵族封王。西晋年间崛起的慕容鲜卑，不再满足于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而是要与各民族角逐中原、争霸天下！

慕容鲜卑的领袖慕容廆、慕容皝父子，先是消灭了宇文和段氏鲜卑，统一了辽东，又多次挫败了后赵的进攻。慕容皝于东晋咸看三年（公元337年）即燕王位。这个王朝史称前燕。公元342年，前燕定都龙城。之后，它进攻高句丽，使高句丽王称臣，然后又灭了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国。到了公元357年，慕容皝的儿子慕容儁执掌的前燕，疆域东起辽东、西至黄河、北近大漠、南临淮北，统有幽、并、冀、司、兖、豫六州之地，成为了当时与东晋、前秦三足鼎立中最强的一方。此时的都城，也由龙城经过蓟城而迁到了中原的邺城。迁都标志着这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政治中心的南移。然而，龙城昔日的记忆，依然提醒着当权者，他们是在辽阔的东北勃兴的。

关于慕容皝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从他们开创的战绩和地盘中便可一窥。所幸，在这父子三代中，甚至到了慕容儁的儿子慕容暐这代，都还没有发生父子相杀、亲王夺嫡的事件。这种中规中矩的权力赓续，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已经算得上是表现优异了。而如果抛开强者崇拜的视角，再来审视这个王朝，去发掘其中有什么真正值得褒奖的人性的光辉，我们便可将目光首先投向另外一个人，他便是慕容恪。

《晋书》记载，这位“幼而谨厚，深沉有大度”的慕容皝四子，年轻时就以勇武和韬略而为周边政权的领导人们所忌惮。在战争中，作为贵族的他“身当矢石，推锋而进”，使得“所向辄溃”。随着冉闵灭了后赵，一心杀胡为汉人报仇，慕容恪也与之对决疆场。燕军敌不过冉闵军队，军心涣散，而此时的慕容恪巧用类似于连环马阵的办法，生擒了冉闵。声名大振的慕容恪，让东晋也为之震悚。在军事上为东晋立有大功的权臣桓温曾言：“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将慕容恪视为前燕的核心竞争力。

比起武功，慕容恪更高超的是人品，这也是他真正的闪光之处。慕容皝临终时对慕容儁留有遗言：“恪智勇俱济，汝其委之。”慕容儁对四弟“弥加信任”。而辅佐了大哥，他又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开始辅佐侄子慕容暐，充当类似周公的角色。粉碎了政敌后，他着手安抚人心，一心一意为了燕国谋发展。史书记载，“恪虚襟待物，咨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咨之于评。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善于自我批评且察纳雅言的贤人，有着宁静致远的情怀。在君臣纲常不正的魏晋南北朝，慕容恪这样完全有实力取王位而代之的能人，能够不篡位、不自大，以儒家忠孝精神为国家竭力奉献，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人物，也是前燕能够延续三世的顶梁柱。

慕容恪临终时，还不忘向慕容暐推荐在家族中一位不受待见的奇才：吴王慕容垂。慕容恪的话分量很重：“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窥窬之计。”“不然”的语气，体现了他对政权的强烈忧虑，甚至，此时他已预感到了前燕有被前秦或东晋灭亡的危险。而能够化解未来危机的，在他看来，竟然只有这个慕容垂。

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相较于慕容恪，慕容垂亦可圈可点。这是一位历尽沧桑坎坷，终大器晚成的前燕亡国公子，亦为后燕开国之君。已经被前秦所灭的前燕，竟然在他手里起死回生，此时他已近60岁。虽然不是嫡长子，但慕容垂的遭遇，与“重耳之亡”有相似之处，都是寄居他国、颠沛流离、耗时绵长、一飞冲天。

慕容垂身长七尺七寸，年少英武。尤其是他“手垂过膝”，与刘备很像。作为慕容皝的第五子，他深受老爹宠爱，因此也遭到了哥哥慕容儁的忌恨。慕容垂的妻子段氏，被慕容儁的老婆可足浑氏诬陷行巫蛊之事而被下狱，受尽严刑，宁死不屈。

尽管受到这样的威胁屈辱，慕容垂仍然为前燕立下汗马功劳，出征高句丽、打击宇文别部、抵御后赵，他都声名赫赫。在慕容暐朝，慕容恪去世后，东晋桓温大举北伐，前燕举国震恐，是慕容垂在枋头大败桓温。然而，此时的他又受到了把握朝政的慕容评的忌恨，对方欲除之而后快。慕容垂没有想到先下手为强，更没有要篡位的念头，只是想到了逃亡出奔。走投无路的他逃往了苻坚主政的前秦。

慕容垂的到来，让苻坚大喜过望。在前秦，慕容垂“历位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没有吃干饭。然而，也有人看出了他终非久居人下之人，希望尽早除掉他，为前秦绝后患。这个人便是前秦的“诸葛亮”，宰相王猛。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猛目光如炬。为了诬陷慕容垂，王猛假传慕容垂的话给其同样逃亡在前秦的儿子慕容全，使之以为父亲要回国。慕容全便也逃往前燕。王猛将慕容全叛变的消息告知朝野，慕容垂大为震惊，为了自保，他只好东奔，却又被前秦将士追上。然而，这次苻坚仍然没有怪罪他，还好言相慰。可以说，慕容垂是屡遭劫难而不死，而苻坚也是仁至义尽。后来，前燕为前秦所灭，历史印证了慕容恪“二寇必有窥窬之计”的担忧。一些遗留的慕容宗室与慕容垂一道寄居在前秦，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王猛临终前告诫苻坚不要伐晋。然而苻坚并未记住这个忠告，于是便有了淝水之败。此时，被派到西线作战的慕容垂部几万人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苻坚便要带着残部来投慕容垂。当慕容垂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干掉苻坚、恢复燕国的天赐良机，他却选择了以德报德，而不是趁人之危。他率大军护送苻坚回关中，将本部和收容的部队全都交还给苻坚。此时，也到了他自己的脱身时刻。他找了理由前往邺城，此间又逃过了苻坚部下的追杀。之后，他便开始着手收复故土，拿下了关东七州。前秦败落，后燕崛起。公元384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燕王，建立后燕，先后定都中山、龙城。慕容鲜卑的国祚竟在他这里又延续了起来，后燕再次成为了北方强国。

然而，“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伴随着后燕复国，另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也悄然崛起，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这就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最终统一北方的北魏。慕容垂晚年，太子慕容宝执意伐北魏，这位不懂军事的败家子在参合陂大败。没过多久，71岁、在位13年的老英雄慕容垂在御驾亲征中便去世了。在他身后，后燕也运祚将尽。

慕容垂与慕容恪一样，在盛产奸雄、暴君和乱臣贼子的年代，仍然保持着克己复礼的人性光辉，留给后世些许道德微光。

（五）

后燕到了慕容宝一代，便开始了自相残杀。慕容云取代了慕容鲜卑氏族。慕容云是高句丽人，慕容家族的义子，他登基后恢复了本名高云。此时的燕国，已经与慕容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了，史称北燕，仍定都龙城。后来高云被侍卫所杀，权臣冯跋被推举登上帝位。冯跋是受鲜卑文化影响的汉人，于是，北燕这个仍打着燕的旗号、继承了其衣钵的政权，又变为了汉人执政的政权。这走马灯似的权力更迭，充满血腥和悲情，亦饱含机遇。不知冯跋早年是否能想到，风水轮流转，这“王气”竟也能飘到自家的头上来。

冯跋堪为一位明君。他的弟弟是冯素弗，则是一位慕容恪式的贤相，堪为家族和朝廷的股肱。他辅佐兄长、忠心耿耿，主张以文治国、劝勉农桑、“薄税负”、“省徭役”。在他们的辅佐下，北燕迅速强大起来。然而，冯跋死后，一场宫廷政变很快降临。

冯跋和冯素弗的弟弟冯弘，废杀了冯跋的嫡长子冯翼，自立为天王。冯弘可是个狠角色，他干脆杀了冯跋与嫔妃所生的一百多个儿子，以绝后患。可怜这些因为权力膨胀、欲望泛滥而被制造出来的生命，本可以逍遥地活些年的贵公子们，竟这样惨死在了自家权力争夺的屠刀下。龙城喋血，落日悲歌。如果没有王权的诱惑，冯弘会下这种狠手吗？“王气”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荣耀，可也带来了意外的悲惨命运。冯弘的疯狂作为，为这个刚建立没多久的政权奏响了挽歌，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众叛亲离下，他的儿子冯朗和几位兄弟逃往了北魏。不久，北燕为北魏所灭，冯弘出走高句丽，临走前，他还不忘干最后一件缺德事，一把大火烧了龙城和龙宫。自此，三燕王朝的皇宫，变成了一片废墟。

冯弘的儿子冯业，带领左右渡海想投奔已经取代东晋的南朝刘宋政权。只是，因遇上风浪，他们没有从长三角地区登陆，而是在广东新会登陆了。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让他能够远离权力中心的纷争。岭南一带是南朝政府管控较弱的区域，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刘宋皇帝得知了冯业的消息，对他非常礼遇，封之为怀化候，授罗州刺史。冯业也自觉扎根在了这片落后却也令人自在的土地上，竟世代为官、开枝散叶。这片为历代官员所忌讳的瘴疠之乡、“流放者的土地”，成为了国破家亡、绝地逢生的冯氏的福地。冯业的后裔冯宝，与当地越族世家冼氏结亲，他的夫人冼英就是后来威震岭南的冼夫人。冯宝、冼夫人为促进民族团结、华夏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为岭南百姓铭记。一千多年来，岭南冯氏子弟，人才辈出。中共琼崖纵队的领导人冯白驹，竟也是冯业的后人。今天，当鲜卑这一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冯氏后人却绵延不绝，还常来龙城祭祖。一本家谱，让北燕与当代、岭南与辽西连结了起来。

再说冯朗，他终在北魏获罪伏诛。他的女儿，作为北魏的亡国公主，充为奴婢，又成为了拓跋濬的贵人，18岁那年竟成为北魏皇后。她就是后来著名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小小年纪经历家国变故，又受到汉文化和鲜卑文化的双重熏陶，这位姑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心智。北魏为了防止外戚专权，设置了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度。冯皇后自己并未生养，太子拓跋弘的亲生母亲被处死，冯皇后将拓跋弘抚养长大。拓跋濬去世后，冯皇后成为太后，临朝听政。拓跋弘去世后，她又作为太皇太后临朝，辅佐孙子拓跋宏。

北魏冯太后的名声，比三燕王朝大得多，她成为封建时代女政治家的典范。后世的武则天、孝庄，包括慈禧，或许都从她的历程中汲取过经验、获得过勇气。她最为人所知的功劳，莫过于养育辅佐儿孙两代，协助孙子拓跋宏进行汉化改革，帮助北魏向文明强盛的国家过渡。临朝初期，她诛杀企图篡位的权臣乙浑，确保了君臣朝纲。她推行了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大改革。班禄制是给官员按官职发放俸禄，若再有贪赃者处死；均田制，是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按人口分给农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三长制替代了宗主督护制，邻、里、党各设一长，负责基层事务，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她还大兴教育，尊崇儒学。这些站在当代政治学视角来看也是极其高明的治国手段，正出自这位汉人太皇太后之手。在她的助推下，北魏走向鼎盛时期，并为后来隋唐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她去世后，拓跋宏极为悲恸。几年后，拓跋宏迁都洛阳，这一壮举也是对她此前施政纲领的延续。

朝阳北塔前身“思燕佛图”的建立，也是冯太后若干作为中的一项。《魏书》记载：“太后立文宣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作为精明强干、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冯太后显然不可能漫无目的地修建一座佛塔。修塔动机何在？

一方面，坐镇北魏平城的她，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故国。“思燕佛图”修建于被烧毁的龙城宫殿旧址之上，直接目的便是为北燕王冯弘祈寿冥福。冯弘这位残忍的国君，罪行累累，但他毕竟是冯太后的祖父。冯太后此举，既是一位亡国公主寄托对旧国的思念，同时也为了安抚龙城附近的北燕移民。当年，冯弘烧毁皇宫，虽然毁了无数瑰宝，为后世留下遗憾，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灭国之恨有多深。而作为出嫁的女儿，尽管历尽坎坷，但毕竟嫁到哪家便是哪家人。北魏灭北燕不假，但灭国已成历史，两国还曾有友好的一面，还有多重姻亲关系，北燕移民只有在北魏的统治下生活发展，才是唯一的选择。北燕已一去不复返，一座“思燕佛图”，恰恰是冯太后以亡国公主的名义为北魏正名，同时也寄托了北燕移民共同的心结。毕竟，在十六国时期，燕是出现最多的国号，在龙城，总还会有人怀念它。

另一方面，“思燕佛图”的建立，也为了弘扬佛法。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展。从民间到官方，佛教成为无数人的信仰。然而，由于不劳而食的沙门人数过多，消耗资财，影响了国家正常运行和军事崛起，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应该说，拓跋焘对当时佛教过度发展已影响国本的判断，是正确的。灭佛运动，客观上也为国家补充了财力。然而，因为执行得过于激进，如采取焚烧经卷、毁坏佛像、处死僧侣等行为，也遭遇了来自贵族和百姓阶层的很大阻力，甚至埋下了分裂的隐患。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即着手恢复发展佛教。冯太后的思路与拓跋濬一脉相承，一方面，她自身信佛；另一方面，她也顺应了民间的信仰，同时也利用佛教加强了对民众的统治。山西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是在她的助推下进入全盛时期。

冯太后虽然有着诸多功劳，但她的履历中也有不可磨灭的污点。据传，拓跋弘的暴毙，就是她痛下的毒手。而对待拓跋宏，这位嫡祖母也并非没有心机和手腕。但从结果来看，总体上，国祚还是延续了，国家还是强盛了。

（六）

以“思燕佛图”一窥从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历史，不禁要问：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无数的杀戮已成事实，无辜惨死者无法回生。封建王朝依然在轮转，这家兴那家灭，但很难说政治体制得到了什么根本改善。雄心霸业，则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这些历史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这段历史总体给人就是这样的印象，天崩地裂、生灵涂炭、循环往复、消耗不断。然而，消耗后剩下的“一小块”总还是有的。一是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大一统。二是留下了一批正反两面的军事和政治案例，可供后人借鉴，譬如淝水之战、参合陂之战、北魏太武帝灭佛、孝文帝改革等等。包括晋朝搞宗室相残、门阀政治的后果，教训是极深刻的。三是少数仍然能够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人们，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嘉言懿行激励着后来者，譬如慕容恪、慕容垂，譬如冯素弗、冯业。四便是留下了伟大的科技发明和文化艺术瑰宝，譬如云冈石窟、“思燕佛图”。

“思燕佛图”曾毁于火灾，在隋朝得到了重生。这是佛教史上的另一桩公案。到了唐代，按下佛塔不表，时称营州的龙城本身又再起干戈。武则天年间，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领导下，因不满营州都督赵文翙的压迫而在东夷都护府发动的一场反抗战争，后被武周联合后突厥汗国镇压。史称“营州之乱”。营州之乱中，武氏子弟无能的表现，改变了武则天立嗣的方向，为李氏光复创造了条件。这场变乱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处理东北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到了唐玄宗时期，为了遏制契丹，唐玄宗给安禄山不断增加权力，最终又引发了安史之乱，直接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败。

由此可见营州战略地缘地位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它是那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不难理解，跃跃欲动的东北游牧民族，把这里作为进入华北和中原的跳板，十六国时期如此，到了唐代也如此。对于中央政府，这里又是联系、控制、平衡、安抚、沟通东北少数民族的咽喉要地。东征高句丽，这里将成为后勤保障的重地。因此，有后人评价：丢了营州，就等于丢了东北。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在中国北方相继崛起，古营州自然也是战略要地。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应对来自北方和东北的危局，1914年热河作为一个行政区被设立，1928年晋升为省。朝阳便是热河省的下辖市之一。国家危亡之际，承德、辽西地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然而，这种行政区划上设计，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危局。1933年，热河沦陷，被划入伪满洲国，1945年才光复。新中国建国后，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朝阳归入辽宁省。伴随着东北和北疆的稳定，朝阳及整个辽西的重要性便下降了。不言而喻：一旦东北或北疆再次动荡，无论是由内引起还是由外肇始，这个角落便会立刻特殊起来。

今天，面对着历史悠久却在经济上不大景气的辽宁朝阳，我热切地希望它再一次崛起，成为当代国内的名城。我希望这共和国长子地盘中的重镇重焕荣光，因为科技、因为考古、因为人文、因为旅游，种种都可以。我希望能在本地群众的脸上，见到自信自豪、意气风发、富足乐观的精神面貌。但我又不希望它的崛起是因为军事原因。一旦是因为军事原因，大局势便离一个“乱”字不远了。文化可以膜拜，历史可以回眸，宝藏可以瞻仰，人物可以缅怀。发生过的事情，作为故事读读，拍成电视剧，也就够了。不要再去重演，因为代价太大。一千多年了，折腾过了，便不想回到从前。

作者简介：徐安琪，北京大学校友，曾任杂志社副总编辑，石景山区作协副秘书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