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茂森

张掖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南依祁连山脉出扁都口与唐番古道交汇，北出正义峡抵达内蒙古大漠，东连武威、兰州，西通酒泉、新疆。

张掖是坐落在中国黑河湿地和中国祁连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上的生态文明城市，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128.44万人，有汉、回、藏、蒙、裕固族等38个民族。1986年张掖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5年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殊荣。

张掖市新区

张掖别称甘州，据在境内黑水国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兽骨、碳化粟稷等文物证明，早在上古时代人类就在这里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郡县，以“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而得“张掖”郡名。张掖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古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线路都在张掖交汇，然后抵新疆向西方延伸。历史上，月氏、匈奴、柔然、党项、吐蕃、蒙古等民族曾在张掖角逐争锋，匈奴、党项、蒙古等民族在张掖建立过政权，历代中原王朝无不在张掖筑城堡、建要塞、设烽燧、驻重兵，使之成为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活动中心。张掖山川秀美物阜民盈、历史文化悠久、民风敦厚淳朴、民族风情独特、人文景观丰厚、生态环境良好、山水奇观众多、地质地貌多样，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军旅文化、佛教文化于一身，素有“金张掖”的美誉。  

张掖市境内并行的汉明长城

张掖乃古代阻隔羌胡兵家必争之要地，是丝绸之路道路必经商贾云集之重镇。这里汉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征战匈奴、隋炀帝接见27国王公使臣、唐玄奘西行取经、马可·波罗东游旅居、左宗棠收复新疆建功，无数商团使节、军旅僧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狱卒牢犯，经张掖驻足打尖，消解路途疲劳，或贸易采购，或补充给养，从而使张掖成为战争与和平的大舞台、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东西方商品贸易的中转站、中原与西域友好往来的桥头堡。丝绸之路开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先河，而雄踞于丝绸古道上的张掖，始终以开放、包容、兼蓄的姿态，岿然屹立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

张掖古城钟鼓楼

昔日的“塞上锁钥”商贾重镇，今天欧亚大陆桥通道，在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让我们聚焦整个张掖的发展史或者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历史功绩，因此来解读张掖古城与甘州古城的历史渊源和张掖为丝绸之路畅通，以及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古代史上，张掖“三迁州郡治，兴衰一古城”。确切地来讲，张掖古城为张掖郡治所，而甘州古城则为甘州府治所，原本是同一座古城，只不过随朝代更迭，名称亦在更换罢了。

西汉前张掖原有一座依黑河而建的古城，在距今张掖市甘州区所在地西北12.5公里处。古城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10公里，为乌孙人的国都（乌者，黑也），当地人称“黑水国”。后被匈奴占据，划疆为小月氏国国都。《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杜氏通典》记载：“其地系汉时张掖古城”。而两汉时期黑水国古城既未作过郡治所，也未作过府治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张掖古城。黑水国古城已成为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掖黑水国遗址

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对匈奴发动河西之战大捷，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派遣数万军民渡黄河修筑“令居塞（位于今永登县西北）”及以西长城，并从中原迁徙数十万民众定居河西屯田，他们将中原的耕作、建筑技术和先进文化带到河西,开启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融合。《汉书》记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欲“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4年，西汉王朝分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又设敦煌郡，统辖整个河西走廊。张掖郡治所从张义堡迁至张掖县（约今武威市永昌县凉州区东南60公里处），辖东到黄河西至郭下县（今张掖市甘州区所在地）的很大区域。后来随着疆域扩大、军屯民屯管理职能交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划分河西四郡辖区，张掖县废，《大清一统志》载：“张掖废县，在武威县南，汉置，属武威郡。”张掖郡郡治所，其时西迁至原匈奴浑邪王的王城觻（lù）得城（今张掖市临泽县昭武村境内），《元和郡县图志》云：“汉觻得县，本匈奴觻得王所居，因以名之。”《杜氏通典》亦云：“觻得城系汉时张掖古城。”

张掖“骆驼城”遗址

两晋南北朝时期，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了北凉国，建都建康（今张掖市高台县西南，俗名“骆驼城”），史称“凉州”。为了与东凉州（今武威市）区别，张掖被称为“西凉州”。东晋北齐废帝三年（554年），因张掖境内甘泉或甘峻山著名，改西凉州为“甘州”而沿袭。隋朝时张掖互市贸易繁荣，隋炀帝杨广派吏部侍郎裴矩，驻守张掖亲自管理互市。裴矩深谙炀帝“经略远方”之志，于隋大业二年（606年）将甘州郭下县改称张掖县，在县治所大兴土木建造新的郡城完工，次年舍弃了甘州府旧而小的觻得城，把府治所迁来张掖县，易甘州之名恢复了张掖郡的历史名称，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张掖郡古城。

唐初改郡为州，以道统州，以州统县，改张掖郡为甘州府，原张掖郡城即为甘州府城。宋、金、辽时期，行政区划为路、州（府）、县三级制，甘肃属陕西路，甘州府改为甘州路，甘州仍为路、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的治所。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省制设布政使司，改甘肃卫为甘州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封其庶十四子朱楧就藩甘州。清朝地方行政建制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三级，张掖设甘州府。民国元年（1912年），甘肃共设7道，甘凉道治甘、凉二州地界，提督驻甘州。新中国成立后设张掖专区，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张掖专区设立张掖市（地级）。改革开放40年来，张掖的发展突飞猛进，2000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视察张掖，为张掖题词“再铸金张掖辉煌”，使张掖的“金”字招牌从此驰誉全国。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张掖时强调：“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总书记的殷殷期望，给张掖人民巨大鼓舞。

我们从地图上看，张掖东通中原，南达青藏，西扼新疆，北接内蒙，在河西走廊具有“居中四向”的区位优势，古代丝绸之路在张掖交汇，使张掖成为河西走廊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交流重镇。在中国古代史上，张掖华戎交会，祁连山下河西绿洲草原广袤，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里始终是游牧与农耕交织，胡戎与汉人的杂居之地。秦汉前的月氏、匈奴、乌孙，唐宋后的鲜卑、氐族、拓跋氏、吐番、回鹘、突厥、党项、蒙古等，一支支强悍的马背民族，都曾在张掖这片土地上角逐争锋繁衍生息。要谈及张掖对多民族融合和东西方交流的贡献，当从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说起。

早在秦汉前期，由于马背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河西走廊就已经形成了一条“草原之路”“玉石之路”。秦朝末年，月氏人不断强盛起来，一度时期称霸河西走廊，在今张掖市临泽县昭武村一带筑城建都，名曰“昭武”城。月氏人擅长养马，史书记载“控弦十万”。他们也事农耕兼顾经商。大量马匹对外交易，于是昭武城便成为西部“茶马互市”的商贸中心， 畜产品、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后来匈奴的发展超过了月氏，昭武城被匈奴浑邪王所破，成为匈奴觻得王城。月氏部落大举西迁，流落到中亚、西亚一带，建立了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国，史称“昭武九姓”。从“昭武”故地走出去的月氏人，他们的后裔粟特人，传承了祖先的经商之道，于是粟特人、突厥人的马帮、驼队便活跃在丝绸古道上，他们将中原的丝绸、绢帛、茶叶、铁器、漆器、瓷器等运往西域，也将西域的玉器、香料、葡萄、石榴、胡桃、苜蓿等运来中原。这种东西方物资的交流，满足了群众需求，活跃了城乡经济，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祁连山下牧马场

西汉元朔三年（前126年），汉使张骞完成出使西域的壮举，促成了中亚各国与汉朝的贸易交流，以及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使团往来，西域神秘的面纱和商贸活跃的秘密被破天荒地揭晓，汉武帝如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般，眼前展现出了一条如丝绸般光彩华丽的路──丝绸之路，同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大繁荣时代。如前所述，汉王朝对匈奴两次发动河西之战，卫青、李广、霍去病、赵破奴等英雄豪杰威震河西大地。匈奴败走漠北，河西四郡设立，丝绸之路开通。据《后汉书》载：张掖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一条连接中国长安、洛阳与中亚、西亚的万里丝绸之路，一下子拉近了地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的距离。而张掖总是处在和平与战争交织、统一与分裂相间的风口浪尖，但那悠扬的《拉马歌》与清脆的驼铃声、中原华丽的丝绸与西域美玉的纯洁、商团野营的炊烟与盗匪锋利的兵革、使团穿梭的身影与征战争夺的烽火，无不在促进着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往来与繁荣，无不为张掖加快民族融合赋予生命力注入新的活力。

张掖境内汉明长城脚下的丝绸古道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国运衰败中原动荡，而西北边陲的张掖却呈现一派“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内外相和”的兴旺景象。其时一门三世为官河西的窦氏后嗣窦融，史书称“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他胸怀到河西一展理想抱负的夙愿，便经大司马赵萌的推荐，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更始帝刘玄，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都尉和太守级别等同，但权力受太守节制。太守为官一方在于治郡，而属国都尉掌兵权，统领河西诸郡的郡都尉，管理属国少数民族。窦融在张掖为了完成巩固河西政权的大业，他屈身拜访当地豪强，广交豪杰厚植根基，团结五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都尉施展权谋策略，迫使只会做太平官的张掖太守任仲和武威太守马期遂解绶而去。公元25年更始帝败，一时之间天下纷扰，群雄四起时局莫测。窦融授意身边谋士班彪作《王命论》，晓喻河西诸郡都尉分清利害，他的“统战”工作立即收效，一致公推他为大将军统帅河西五郡。据《后汉书·窦融列传》载：“及更始败，融与梁统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均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使张掖成为河西政治军事统治中心。窦融镇守张掖，和睦华戎鼓励农商，厉兵秣马训练战射，修缮防御殷实粮秣，虽羌胡来犯望风披靡。在中原群雄割据，战乱频频之时，张掖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后汉书》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凶饥者，归之不绝。”那时，曾有多位达官显贵、饱学之士，以及战乱流民，流亡前来张掖躲避战乱，窦融号令各郡妥善安置，归之麾下为我所用，以充实河西边陲空旷之所。

不仅如此，窦融在殷实郡、民实力方面，赦放囚徒效力边防，怀柔善厚匈奴胡众，整治奖赏军屯民屯，鼓励田作畜牧发展。一时间河西出现了“蕃人旧日不作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的兴农局面。在活跃商业贸易方面，官方出面兴办市场，万民汇聚生产物资，一拔又一拔中原汉商贾、西域胡商贩交汇张掖，一时间张掖出现了“城市街坊时见异商,馆肆茶舍南腔北调”的兴旺景象。这一时期的删（山）丹、临泽城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阜。及至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大食国（阿拉伯国家）作家伊宾墨黑尔，沿丝绸之路来中国途经山丹，曾记述山丹有60条街市繁华异常，错把热闹的山丹城误认为“中国王城”。

随着窦融怀柔胡羌、鼓励农桑、活跃商贸政策的实施，张掖在窦融的治理下“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从而划时代地加快了胡汉融合,河西各族之间由昔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一致对抗外侵的敌我矛盾，各民族之间结成了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利益的共同体。窦融经略张掖13年归顺东汉，他以和睦、宽宥、包容的为政之道，让乱世之中的张掖加速融合发展。光武帝刘秀评价其“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窦融治下的河西五郡，安定祥和盛况空前，张掖的影响力也更加广远。

在今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一带汉墓、魏晋墓群中，出土了两汉时期的木马、彩绘木牛辎车、彩绘木俑、魏晋壁画砖、前秦牵马胡俑等文物，其中胡俑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头戴尖顶高帽，他们的形象、装束与“昭武九姓”后裔拉驼粟特商人相像无异，这些实物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张掖胡汉交融，以及他们生产生活的情景。

此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500多年里，虽是中原朝代、地方诸侯割据如走马灯更迭，全国各地战火如烽燧狼烟般时起时落，但河西胡汉人民传承窦融遗风，宽塞之地物产丰饶府库殷实，多民族包容交融胡汉相亲民风淳朴，中西方商贸流通市场依然活跃。然而河西也绝非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桃源，而是五胡十六国争夺争锋的主战场。但从河西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张掖无疑是乱世中的幸运儿。“时势造英雄，板荡识忠臣”。这一时期，一位土生土长的临松卢水(今张掖市肃南县马蹄区一带)胡──沮渠蒙逊（匈奴沮渠氏后裔）脱颖而出。

沮渠蒙逊（368年──433年）少年时与汉族杂居，深受临松先哲精神道德影响，聪颖好学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晋书·本传》载：（蒙逊）“才智出众，有

雄才大略，滑稽善于权变”。蒙逊青年时在后凉君主吕光手下为臣，是当地匈奴族中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的人物。在南北朝群雄争霸的大势之下，蒙逊审时度势相机而动，为了在五胡十六国中争得一席之地，他工于智谋用兵奇异出人头地。401年他先拥后凉太守段业为北凉王，尔后以权谋诛杀之自立为王沿用国号“北凉”。蒙逊取得政权后，四面受敌政局动荡，为了稳固北凉统治。他招贤纳谏扬善罚恶，颁布《求贤令》不拘种族地域招贤纳士，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甚至破格罗致敌国贤德降臣委以军国重任，一度时期他治下的北凉境内人才济济，张掖呈现出上下和谐、政治清明、百废俱兴、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他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效仿汉武帝颁《罪己诏》责己劝农，发布《劝农令》整慑吏治，轻徭薄赋亲民重农，鼓励西域胡商、中原商贾来河西交流贸易，使十六国时期北凉统治的张掖物产丰饶，民盈国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超过了一些繁荣的中原地区；他远交近攻强国安民，先后报聘（派使臣回访他国）于后秦统治者姚兴、东晋益州刺史朱龄石，取得了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河西王的名号，以东晋臣属河西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制命河西五郡，遂先后灭掉后秦（今陕西、河南、甘肃等地）、南凉（今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北部）、西秦（西北各少数民族部落）和西凉（今甘肃酒泉及新疆一带）。《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记载，西凉主李暠政权被蒙逊推翻后，对政敌做出这样评价：“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至此北凉尽占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金城、西平7郡，疆域扩张到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一带，势力所及达于葱岭。鄯善王比隆入朝北凉，西域36国皆向蒙逊称臣朝贡，使北凉成为当时中国西北的一个重要国家。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与驼队

张掖，在五胡乱华时期正是因为沮渠蒙逊的包容、兼蓄、开放，社会安定物阜民康商贸活跃车水马龙，中原商贾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来，西域胡商驼队长年累月充斥北凉城，以至于人们习惯地称北凉城为“骆驼城”。从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北凉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0多年，但因沮渠蒙逊的励精图治，把多民族大一统共同体、农牧商贸并举的交融、交汇、交流，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隋唐时期丝路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隋大业时期张掖已成为我国西部贸易的国际大都市，西域诸番以及阿富汗、伊朗等阿拉伯诸国的使者和商人，大多都到张掖与“中国”进行货物贸易，张掖“交市”商业贸易十分活跃。

隋炀帝胸怀“秦皇汉武之功”慧眼识“金”，先是派善于与西方异族打交道的裴矩，坐镇张掖亲自掌管张掖“交市”，机敏过人的裴矩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在张掖经营“交市”的同时，破费资财广交西域胡商访规问俗，撰《西域图记》（三卷）进献炀帝，并指使高车国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请求援军。紧接着于大业五年（609年）三月，炀帝趁机携“六合城”“六合殿”“千人帐”等随军行宫，亲率大军渡黄河一鼓作气歼灭吐谷浑，乘胜西巡张掖郡视察交市、奖励“四科举人”，在象征胜利的焉支山下，举办规模宏大的“万国博览会”，接受西域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国吐屯设等27国王公使臣敬献的版图，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西域四郡”，宣告开明盛世大赦天下。隋炀帝号令中原商贾在“千人帐”中盛陈文物珍宝、丝绸锦绣、瓷器漆器、粮油药材等货物，西域诸国商团也将玉器珠宝、石榴葡萄、胡麻胡桃、核桃香料等物资摆摊互市，复令“万国”官员礼贤入市，带头与商贾自由交易，以此促进中国与中欧、东亚、西亚诸国的贸易交流。焉支山下丝绸古道边，“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武威张掖士女盛装纵观人山人海，西域诸番及阿富汗、伊朗等万国商贾千里云集，尽显“中国”之繁荣昌盛。隋朝张掖焉支山“万国博览会”，实际上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中西方物资交流大会，类似于2010年中国上海第41届世界博览会，比1851年英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还要早1200多年，从而使张掖享有了“国博故里”的美誉。

隋炀帝杨广西巡张掖

其实，张掖在乱世中能够成为幸运儿，不仅在于她与时俱进的开发、开放、包容、兼蓄的博大胸怀，还在于她在丝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商品贸易交流中“居中四向”的区位优势，及其所扮演的陆路商贸“口岸”的大通道、中转站和桥头堡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发现，张掖市民乐县东、西灰山、山丹县四坝滩、甘州区黑水国等文化遗址，以及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和创造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雏形。

2010年中国上海第41届世界博览会甘肃展馆展出  《焉支盛会──隋朝张掖万国博览会》挂图

尤其是两汉时期大批中原军队调遣河西驻守，大批中原民众移民河西屯田，首次为中原与河西文化融合开启了新的篇章。当时汉胡之间进行过七次和亲，和亲不仅仅是挑选了一个美女出嫁单于，更重要的是随美女带去了大批的物资、财富、书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或简捷地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麦桔画《昭君出塞》图

特别是两晋时期五凉统治下的河西，华戎交汇社会安定，中原很多位达官显贵、饱学之士来张掖躲避战乱，带来的很多中原文物典籍被保存下来。比如五凉硕学大儒郭荷、郭瑀、鸠摩罗什、昙无谶、刘昞、阚骃等，他们隐居在张掖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持之以恒传播中原先进文化，门生弟子超过千余人之多，“春风有情育桃李，细雨无声润山川”，从而使地方教育事业大兴。他们不仅成为中原与西部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坚，也使张掖文化发展达到顶峰。据史书记载，五凉时期河西学者撰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学术著作30余种，著录进《隋书·经籍志》就达13种。曾经风靡中州（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人物志》，由郭瑀弟子刘昞点校批注保存于河西，后选送江南被史家广泛引用流传于后世。

张掖典籍手抄本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大批使团、西人、高僧频繁往来于中国内地与欧亚之间，也使得中原先进文化向西方传播；西方佛教乃至欧洲、中亚、南亚的音乐、艺术、舞蹈、乐器，在张掖融入敦煌“变文”的形式，经过改编、改造、演变，传入中原或回归于西域、波斯、东罗马等地。比如前秦（351──394年）时后凉吕光奉苻坚之命，征讨西域班师返回张掖时，带回了西域的大量物产，并请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传播文化，自此西域与河西在文化方面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北凉王沮渠蒙逊不仅尊崇儒学弘扬文化，还笃信佛教优厚高僧，广召工匠开凿石窟兴建塔寺，集中僧众校译经卷，使佛学梵音在张掖趋中国化。他先后开凿了凉州（武威）天梯山石窟、甘州文殊寺、马蹄寺与金塔寺部分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第272、275窟等石窟，本土文化中的绘画、雕塑吸收借鉴了西域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中西结合的特征，成为河西文化的瑰宝。

魏、晋、唐、宋以来随着佛教东渐，甘州城内佛寺遍布佛塔林立，其中以“五行塔（金塔、木塔、水塔、火塔、土塔）”最为典型，因此有着“半城芦苇，半城塔影”的独特风貌，成为我国西北地区一种独特的古塔文化遗产，为探讨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和真实的史料依据。迄今张掖西夏国寺中，还珍藏着明英宗朱祁镇御赐的全套《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卷，和钦差王贵斥资用金泥抄录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经”等5795部经卷。

《北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经”

在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中，西域音乐舞蹈如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胡腾舞、柘枝舞等风靡中华大地，与中国传统乐舞逐渐融合,促进了中国乐舞艺术的繁荣；张掖以当地胡羌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借鉴、吸收西域文明，创造出新的音乐《秦汉伎》。《秦汉伎》被称为《西凉乐》传入中原，成为北朝宫廷《国伎》，从而使西凉乐源远流长。《西凉乐》受胡汉人民喜爱并广泛接受，它传播对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安定社会，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音乐艺术人才。南北朝时期以张掖为中心的河西文化人才，在逐步走向中原的过程中，将西部文化成果带进中原地区，渗透进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江南王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也直接催生了隋唐盛事的文化繁荣。

值得浓墨重彩的是隋朝张掖焉支山“万国博览会”，隋炀帝在“六合殿”中设国宴，亲自宴请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国吐屯设等27国王公以及突厥、新罗、契丹等国使臣，满朝群臣陪列阶庭。皇家仪仗队奏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九部国乐（即《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燕乐》和《高昌乐》”，歌潮乐浪不绝如缕。西域各国竞相献艺，表演大型节目《鱼龙曼延》(人扮成珍稀动物而表演)百戏，以技艺精绝形式高雅的西方歌舞为炀帝助兴。一场由官方主导的文化艺术盛会，更是将中原与西部文化交流传播推向高潮。

隋唐时期张掖文化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甘州音乐和舞蹈，如《波罗门曲》《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胡腾舞、狮子舞等。这些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艺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为张掖民间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为教坊大曲，以甘州地名命名的词牌、曲牌流传甚广。张掖本土人才赵武孟、赵彦昭父子皆进士及第，赵彦昭共有21首诗作被收入《全唐诗》，著名诗人王维、高适、岑参、陈子昂、马云奇等驻足甘州时，均留下很多不朽诗篇。白居易的《西凉伎》一诗，对当时的狮子舞这样描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作齿……”随着西部人才逐步向中原汇集，西域音乐《波罗门曲》、歌舞《西凉伎》被带进宫廷，唐玄宗改制为《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一诗，生动地描述了《霓裳羽衣舞》的情形：“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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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府城老街

宋元时期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出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客居一年，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样描述：“由肃州至甘州。甘州较之肃州尤大。中有九站，每站奉边境长官命，供应行人马、驴四百五十匹，车五六十辆……各站以一鹅、一鸡，米、面、蜜、酒、蒜、醋浸葱、菜蔬等物，供行人之食。每至一城，长官宴使臣于官署……甘州城中有一大寺，广长皆有五百公尺，中有一卧像，身长五十步……”由此可见元朝时丝绸之路各驿站依然繁忙，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皆为中国国际贸易都市，堪比今天的东南沿海开放城市。《马可·波罗游记》不仅记述了元朝丝绸之路和甘州的情形，而且直接地或间接地将中国的繁华推介给了全世界，使中国和欧洲展开了近距离的联系和交流。

今日之张掖  黑河大桥长虹卧波

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到明朝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路丝绸古道上的张掖，始终以开放的英姿迎接西域商旅使节、以包容的胸怀促进中西方多民族融合、以兼蓄的气魄传播中西方多元文化东渐，为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