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盐阜地区的红色故事，建湖县芦沟镇裴刘庄的刘氏宗祠，是个绕不开的地方。这地方不光是老刘家祭祖的祠堂，更是当年中共盐阜县委裴刘庄党小组的诞生地。想想看，就在这间老祠堂里，一星火苗点燃了水乡的漫漫长夜；一帮人咬着牙往前走，最后走成了一座让人敬仰的精神丰碑。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你会觉得，红色的基因早就长在了这座古祠的砖缝里，革命的精神跨过这么多年，依然在盐阜大地上闪闪发光。

在盐阜地区那些红色遗址的名单里，裴刘庄的刘氏宗祠总是特别亮眼。这座老祠堂是清朝光绪年间盖的，本来是刘家人凝聚血脉、传宗接代的象征。可到了1932年夏天，中共盐阜县委在这儿成立了裴刘庄党小组，从此，它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盐阜地区点燃革命火种、又把火种传出去的重要见证。从光绪年间那飞檐翘角头回立起来，到抗战时被一把火烧掉，再到后来重新修起来、赋予它红色文化的意义——刘氏宗祠这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直跟盐阜人民的革命斗争、跟社会的巨大变化紧紧连在一起。

本文以刘氏宗祠当主线，把裴刘庄党小组当年是怎么成立的、当时是什么样的形势、后来产生了多大影响，一件件给梳理清楚。同时，也想琢磨琢磨，这处红色旧址留下的记忆，在当代社会到底还有啥价值。我翻了不少地方史志、党史资料，也听了一些老辈人的口述，尽量把那段真实经历还原出来——看看党小组在那么苦的条件下，是怎么扎进老百姓当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也想搞明白，一个原本用来敬祖宗的祠堂，怎么就变成了闹革命的地方。希望能给盐阜地区的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具体又典型的例子。

古祠沧桑溯根基

裴刘庄在建湖县的东南边，正好在里下河平原的正中心。这地方的位置挺有意思：要交通有交通，要隐蔽也能隐蔽。它东边挨着231省道，西边靠着骨干河，跟沿河镇隔水相望；南边通着西盐河那条老航道，北边连着陆家湾。盐淮高速从北边斜穿过来，还专门设了个建湖东出口——这就形成了个“水路陆路都通、老路新路都连”的交通格局。过去，这种地理优势催生了当地的买卖繁荣：西盐河是连接江淮和沿海的漕运要道，南来北往的商船多得数不清。后来呢，这地方又成了革命思想秘密传播、人员和物资灵活调动的天然好地方。

要是从人文传统上看，裴刘庄打老早就是盐城西乡一个挺重要的集镇。周围河网密布，住在这儿的人既会撑船，也爱读书种地。这地方正好是海盐文化和江淮文化碰头的地方，既有盐民煮盐磨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又吸收了江淮文化里务实、敢闯的精神。《建湖县志》上说，明清那会儿裴刘庄就有了“十里商街、百户店铺”的热闹劲儿。做生意的人多了，不光东西流通得快，老百姓心里头对公平、对互帮互助的向往也渐渐冒了出来——这种集体的意识和反抗的精神，恰好给后来的革命火种准备了厚实的土壤。

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刘家老小一块儿凑钱，在裴刘庄中心地段盖起了刘氏宗祠。这祠堂占地差不多两千平方米，用的是江南那一带老派宗祠的样式：大门上头挂着“刘氏宗祠”的匾额，门前砌了七级台阶，用的武陵红石材，意思是“七级浮屠”，象征刘家的声望；两边护栏上刻着“忠孝节义”的花样，廊柱上写着“祖德流芳思木本，宗功浩大想水源”——处处都是老派宗族文化讲究的规矩和伦理。祠堂里边分成前殿、中厅和后寝：前殿是族里小孩上学的“义塾”，中厅是商量大事、祭祀祖先的地方，后寝供着刘家历代祖先的牌位。在旧社会，这地方不光是烧香磕头的场所，更是宗族权力的象征——谁家闹矛盾了在这儿调解，谁犯了族规在这儿处置，谁有困难了也在这儿张罗帮忙。听刘家的后人讲，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祖大典，周围几十里的刘家人都会赶过来，场面又庄严又热闹，大伙儿的家族归属感一下子就上来了。祠堂里头原先还有三棵银杏树，都一百多年了，枝干苍劲，象征着家族的根深叶茂。

可惜啊，1938年鬼子打进来，这片宁静全给毁了。日军扫荡裴刘庄的时候，错把刘氏宗祠当成了“抗日据点”，放火烧了主体建筑。《盐城县抗战史料》里写着，大火烧了整整三天，“飞檐倾颓，典籍成灰”——大量的族谱、文物全没了。那三棵银杏树，有两棵也被砍了，只剩下一棵170多年的老银杏，孤零零地站在废墟里，默默地看着那段屈辱和不屈的历史。虽说房子烧了，可这倒让废墟跟革命历史的联系更深了——就在祠堂残存的偏殿里，裴刘庄党小组的秘密会议还在照常开着。那种靠血缘维系的宗族力量，慢慢变成了靠阶级觉悟凝聚的革命力量。

血雨腥风孕火种

上世纪30年代的盐阜地区，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加上地主老财的狠心剥削，把普通农民逼到了“种地没粮、养蚕没衣”的绝路。1934年的《盐阜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写得明白：当地的地租高达“四六分租”，也就是地主拿走六成；高利贷的年利率普遍超过百分之五十，要是遇上灾荒，就成了“驴打滚”，利滚利。1931年秋天，运堤决了二十几处口子，境内的圩堤全破了，平地积水好几尺深；灾害刚过，土匪又冒了出来，抢劫的事一桩接一桩。那时候水灾旱灾连着来，加上军阀混战，盐阜农村到处都是“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惨状，地方志里翻翻比比皆是。

再说盐城这地方，它是江淮地区的交通要道，各方势力都想抢。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人加紧往苏北渗透；国民党那边呢，喊着“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往死里镇压。他们在盐阜地区搞了一套“防制和争取并重”的自首策略，说什么“利用叛徒，以毒攻毒，扩大线索，一网打尽”。一时间，白色恐怖到处蔓延。到1931年前后，盐阜境内绝大多数党组织基本都停了，大部分党员被迫脱了组织，革命斗争跌进了谷底。《中共建湖县历史》上记着，从大革命失败到30年代初，整个建湖县境内，党员最多的时候也就十来个人。

可话说回来，压迫越狠，反抗就越猛。盐阜老百姓“反苛捐、抗暴政”的自发斗争，一茬接一茬，这倒给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早在20年代末，盐阜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8年，中共盐城县委成立，那是盐阜地区头一个县级党组织。那会儿发展党员难得很，可革命的火种从来没彻底灭过。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借着“读书会”“农民夜校”之类的名义悄悄活动，盐城贫儿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据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裴刘庄的一个年轻人——刘必余，走上了革命的路。刘必余，后来改名叫刘效迟，1911年10月出生在裴刘庄。他爷爷是前清的秀才，还拿过淮安府试的第一名。1925年五卅惨案那会儿，刘必余才14岁，就带着盐城贫儿院的学生上街、进茶馆，又是演讲又是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那股爱国热情真不一般。1932年，通过贫儿院老师还佩琼的介绍，他认识了中共盐阜县委书记嵇荫根，然后就入了党。入党以后，刘必余很快成了骨干，先在毛巾厂、帐纱厂组织工会、兄弟会，发展工人党员，1933年4月又帮着嵇荫根发动工人罢工，逼着资本家给工人改善待遇——这一场场斗争下来，他攒了不少跟群众打交道的经验。

宗祠夜聚举赤旗

1932年夏天，刘必余受县委指派，回到老家裴刘庄和皮汉河一带搞建党工作。他仗着自己是“本村人”的方便，打着“走亲戚、帮农活”的幌子，挨家挨户讲革命道理。那时候乡亲们普遍怕地主报复、怕官府镇压，他就常拿“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这样的大白话启发大家。他还借着宗族的关系，先后发展了杨秀清、刘于田等6个积极分子入党。这些早期的党员文化水平不算高，可他们对当地情况门儿清，乡亲们也信得过他们：杨秀清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经常借着看病传消息；刘于田在西盐河上撑船，正好方便来回各村送信联络。

1932年深秋的一个夜里，刘氏宗祠残存的偏殿里，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刘必余和6个新党员围坐一圈，举行了中共盐阜县委裴刘庄党小组的成立仪式。没有党旗，就拿红纸画了个“镰刀斧头”贴在墙上；没有正规的誓词，刘必余就领着大伙儿低声念：“严守秘密，服从纪律，为穷人打天下，永不叛党。”就这样，党小组正式成立了。刘必余以盐城县委组织委员的身份兼组长，直接归盐阜县委领导。那会儿整个建湖县的党员加起来不过十来个，裴刘庄党小组的6个人，占了一多半——想想就知道，这分量有多重。

为什么偏要选刘氏宗祠当活动据点呢？这里头有几层道理。头一层，祠堂本来就是宗族大伙儿进进出出的地方，躲这儿开会不容易惹人怀疑；第二层，偏殿先前被火烧过，平时很少有人去，正好藏得住人；第三层，宗族里头讲的“互助”“团结”，跟革命主张里的“阶级友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党员们心里也容易接受。刘于田的后人回忆，那时候党员们常念叨：“祠堂里供的是老祖宗，咱们干的是让子孙后代过好日子的事，老祖宗也会保佑咱们。”

党小组成立以后，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宣传—组织—斗争”的路子。宣传上，他们有意不说“阶级斗争”那种容易惹麻烦的词，改用“打土豪、分田地”“抗苛捐、要活路”这样一听就懂的话来唤醒乡亲。党小组的人夜里走村串户，跟穷苦农民讲共产党的主张，还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宣传小组，到了赶集的日子，就往人多的地方贴标语、撒传单。他们还编了顺口溜：“天上星，亮晶晶，共产党来救穷人；地主恶，官府狠，团结起来把他们轰。”这些顺口溜让孩子们一传、船工们一吆喝，很快就传遍了周边的村子。另外，党小组还配合盐阜县委，参与《学习》《斗争》等进步刊物的编写、刻印和发行。刘必余他们常常深更半夜窝在祠堂偏殿里，用简陋的油印机偷偷印宣传品。

组织建设上，党小组建了一套严密的单线联系网，还想出不少隐蔽的联络法子。刘必余经常扮成卖雪花膏、针线的货郎，在裴刘庄和盐城之间来回送情报。1933年8月，他就化装成卖雪花膏的，去北宋庄跟党员宋金城接上了头，成功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查。

在斗争实践中，党小组时刻想着怎么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当时地主刘兆兰、刘兆祥兄弟俩收了六成以上的地租，还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1932年秋天，党小组秘密组织了一个抗租抗债小组，带着50多个佃农跟地主面对面讲理。大伙儿一块施压，地主最后只好答应减免当年的地租、取消“驴打滚”的高利贷、放回被抓走的佃农家的人。这一仗算是打了个小胜仗，党小组的名声一下子高了不少。这还不算，党小组还领着群众抗捐抗税，跑到盐城县第三区区署去说理，愣是让区署取消了一部分苛捐杂税。

除了做群众工作，裴刘庄党小组还给党的队伍输送了关键的人才。1932年，刘必余认识了从北平回盐城隐蔽的胡乔木（那会儿叫胡鼎新），看他思想进步又有才华，就报告给了嵇荫根，还多次掩护胡乔木躲过特务的搜捕。通过刘必余牵线，嵇荫根跟胡乔木接上了头，后来嵇荫根和刘必余两人当介绍人，1932年秋天介绍胡乔木入了党。胡乔木后来主编《海霞半月刊》等进步刊物，成了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骨干，最后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这些活动虽说没有直接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可确确实实在盐阜地区撒下了珍贵的革命种子。就像当地一位老人回忆的：“那时候虽然不知道党小组具体是啥，但知道跟着刘必余他们干，能少受点欺负。”

腥风血雨守初心

裴刘庄党小组的革命活动，到底还是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恶霸的神经。从1933年起，国民党加大了对盐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加上叛徒接二连三地出卖，革命一下子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1933年2月，中共淮盐特委书记王伯谦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几十个党员干部的名单。6月，曾任盐阜县委书记的林士钧也被捕叛变。8月，中共盐阜县委书记嵇荫根在路过阜宁时被捕，跟着就自首叛变了。嵇荫根这一叛变，盐阜县委的工作体系一下子就垮了。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刘必余顶了上去，负责主持县委的工作。他领着剩下的党员紧急转移活动地点，把秘密刻印点搬到了芦苇荡里，还组织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往上海、涟水等地转移。

可叛徒认出了他，加上敌人满世界搜捕，1933年10月，刘必余还是不幸被捕了。在狱中，敌人对他用了各种酷刑——皮鞭抽、烙铁烫、灌辣椒水，逼他说出党组织的名单。起初刘必余咬紧牙关，宁死不屈，还痛骂敌人。可在长期的折磨和威逼利诱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首”。刘必余一被捕，裴刘庄党小组剩下的5名党员就彻底跟上级断了联系，只好各自找地方躲起来，党小组的活动也就此停了。同年12月，盐阜地区的党组织被彻底破坏，之后将近4年，境内再没有公开的革命活动。

虽说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可革命的信念并没有彻底熄灭。原党小组的刘于田、杨秀清等人先跑到上海避了避风头，后来又悄悄回到老家，继续用各种办法搞隐蔽斗争，跟群众宣传红军长征的消息，给大家鼓劲儿。那些在本地隐蔽的党员，像吴章华、张凤吾，虽然跟上级失去了联系，可他们组织群众盯着叛徒特务，帮助革命群众转移，在绝境中硬是维系着党和群众的联系。1934年，曾在裴刘庄周边活动的地下党员崔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镇江的狱中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用生命践行了革命的信仰。

烽火重生鱼水缘

1940年10月，黄克诚带着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来改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开进盐阜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部队到裴刘庄的时候，因为打仗把民房弄得紧张，就跟刘家人商量，让部分官兵住进了还没完全修好的刘氏宗祠。黄克诚将军在宗祠的中厅设了临时指挥部，在元龙酒坊支锅做饭，大批人马就驻扎在祠堂河南边操练。白天，他跟地方党组织研究抗日策略；晚上，就跟村民们拉家常。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他曾经站在祠堂的台阶上跟乡亲们说：“抗日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姓氏宗族，咱们都是中国人，要一起把鬼子赶出去！”部队还利用祠堂办了“抗日识字班”，组织了“儿童团”“妇救会”，全民抗战的气氛一下子就浓了起来。那会儿，原先裴刘庄党小组的成员也积极配合部队行动，给伤员治伤、驾船送物资、帮着布设水上防线。这段历史，让刘氏宗祠从“地下斗争据点”变成了“抗日前沿阵地”，红色的记忆在战火中变得更加厚重。

坎坷征程赤胆倾

再说刘必余。他“自首”之后，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可他并没有彻底消沉下去。抗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里，接受党组织指派，打进国民党军队第33师做长期隐蔽工作，掌握部队的情况。1940年秋天，33师被我军击败溃散，刘必余马上通过地方组织介绍，参加了八路军淮海军区的沭河大队，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入伍以后，他本着对党忠诚的原则，主动向政委交代了自己的自首问题。组织上经过审查，定性为“政治上的幼稚，属于一般的自首问题”。看他工作表现不错，1944年2月，组织上批准他重新入党。他自己觉得“对党的效力已迟晚”，特意改名叫“刘效迟”，时刻鞭策自己加倍为党奋斗。

从那以后，刘必余南征北战，将功补过，把后半辈子全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六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某营政治教导员、第三十九军卫生部副政委等职，参加了三下江南、锦州战斗、辽西战役、天津战役等重大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广西的镇南关，为全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年，他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担任第39军卫生部政委，参加了云山战斗、收复平壤、攻克汉城等前四次大战役。1955年，刘必余被授予中校军衔，先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抗美援朝奖章。

1958年，因为长年打仗落下的严重肝病，刘必余获准转业，落户常州，定了行政14级。他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先后担任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常州市卫生局第一副局长、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等职。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生活艰苦朴素，廉洁自律。转业十年，竟然连常州人最爱吃的小笼包子都没尝过——这事儿让大伙儿都佩服得不行。

平反昭雪慰忠烈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的老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常州第一人民医院革委会成立以后，刘必余作为老干部被诬陷批斗。一家六口被逼着搬进了肺科病房住，他已经病重得躺在床上，还被逼着坐轮椅到医院门口示众。更残忍的是，医院限制给他取药治疗，结果导致他肝脏大出血。1968年12月10日凌晨，刘必余在常州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病房含冤去世，才57岁。他死后，还被诬成“叛徒”，开除了党籍。

此后，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申诉。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全国开始全面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1月，常州市委最终撤销了一切错误决定，推翻了所有诬蔑不实之词，为刘必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定性为“迫害致死”，并把他的骨灰移入了常州市烈士陵园的功勋厅安放。这位走过弯路、却用后半生证明了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终于在人民的烈士陵园里，得到了他应得的尊严与荣誉。

红色薪火续华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氏宗祠的保护工作慢慢提上了日程。2007年，在刘家族人的倡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宗祠重建工程正式启动。跟一般的修复不一样，这次重建特意加了“红色展区”，把偏殿恢复成当年党小组成立的样子。2010年3月21日，重建后的宗祠举行了落成典礼。2019年8月，中共盐阜县委裴刘庄党小组旧址被正式恢复确认。如今的刘氏宗祠，已经变成了一个集“宗族祭祀、红色教育、乡村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地标。

现在，刘氏宗祠搞了“三个一”的活动来盘活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上一堂党课”，在党小组诞生的地方重温入党誓词；请老党员“讲一段故事”，让年轻人体会当年革命年代的艰难和坚守；开展“做一件实事”的实践活动，引导党员把革命精神转化成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另外，依托刘氏宗祠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裴刘庄的地理人文环境，当地还在规划红色旅游线路，把祠堂跟周边的自然风光、老集镇风貌串起来，通过办红色文化节、讲革命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资源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活资本”。

回过头看，中共盐阜县委裴刘庄党小组的旧址——刘氏宗祠，从一座宗族建筑变成革命阵地，又变成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地标，这一路的变化，正好见证了盐阜地区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裴刘庄党小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成立并开展活动，为盐阜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胜利，打下了最初的基石。刘氏宗祠承载的红色记忆，经过地方史志的记载、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民间记忆的传承，已经成了盐阜地区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虽然刘必余的革命经历有些曲折，裴刘庄党小组存在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可他们那种对党、对革命事业赤诚的忠心，以及一辈子为理想奋斗的精神，反倒让这段历史更加耀眼。在今天，保护好、展示好、传播好刘氏宗祠和裴刘庄党小组的历史，不光是为了纪念革命先辈、记住那段历史，更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的力量。通过持续深化研究、创新传承方式、推动文旅融合，刘氏宗祠会继续发挥红色文化阵地的作用，让那簇革命火种孕育出的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

【作者简历】

崔寿伟, 男，江苏建湖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诗词协会理事、新吴区作家协会理事、建湖艺文社芦沟《蒹笳诗声》副主编等。曾在浙江省《海盐日报》担任专栏编辑。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刊发于《人民日报》、广州《诗词》、《超然》、泰国《中华日报》、《香港诗词》、《天津诗人》、《长江诗歌》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数百篇（首），编著有：《挥不去的人生》、《古稀唱和集》、《秦晋缘》、《露雯吟草》、《当代十家诗词选》、《守望家园》等。先后被盐城电视台、苏州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媒体做过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