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教的一生

娄警予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校——

江苏省常熟县（今常熟市）石梅小学

上海市圣玛利亚女中（今上海市第三女中）

北京师范大学

我毕生工作最久的地方——

长春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今长春市教育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今长春师范大学）

我所有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们

我所有的学生们

我所有的家人和亲戚们

娄警予

2022年8月

第三章 从长春师范学校到长春师专——我从教的第一殿堂

长春师范学校一年六班的班主任

1958年4月，我被调入长春师范学校。这是－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领导和师资力量都很强。语文教研组长李忠秀老师淳朴忠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被分配教一年4班和6班的语文课，并任6班的班主任。这个年级原来是男女生混合编班的，58年初改为男女生分别编班。6班是个男生班，以原6班男生为主，加入了部分原2班的男生，班主任也是原来6班的班主任，因为他另有工作安排，就改由我来接任。

我接的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前班主任是个高大威武的男老师，在原6班男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学生对他的离去恋恋不舍，自然就会对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女老师，观望、疑惑，甚至抱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因前班主任对原6班男生感情深，在安排班级干部等方面，不免有所偏颇，这使原2班男生极其愤怒，认为在这个新班里受欺负；而6班的男生还真看不起2班的男生，认为他们处处不如自已。班内的矛盾潜滋暗长，一触即发。

我怎么办呢？一方面，我极其尊重原6班男生（尤其是班干部）对前班主任的感情，他们当我面夸奖前班主任，甚至含蓄地把我们作对比并对我有所微词时，我从没有不悦的表情，而且真心实意地接受他们正确的建议。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我和他们在感情上的距离。在此基础上，我教育他们要正确对待2班男生，不可歧视任何人。

另一方面，我又教育原2班男生要理解前班主任偏颇的原因，谅解他，也谅解受他影响的前6班男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话虽只有几句，可要让原2班的男生真正理解，思想转过弯儿，愤怒的情绪理顺，可就太难了。记得当时唯一在班级当干部的原2班男生叫王贵文，他聪明好学，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脾气也很犟，他就是想不通，气顺不过来。我耐心、细致地跟他个别谈心不下数十次，使他终于想通转弯。他是原2班男生的精神领袖，他想通了，班里的团结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这过程中，我和他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王贵文后来成了长春市的“名教师”，他教学出色，班主任工作成绩斐然，他总说是受了我当年工作的影响。

除了做思想工作外，更要通过－系列活动来组织班集体。我接班后，遇到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爱国卫生运动，全校大扫除。我亲自蹲着擦地板，带领着原本比较粗心的男生，愣是把教室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夺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这极大地増强了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使他们更加团结和奋发向上。这之后，我又领着学生步行几十里，去参加轰赶麻雀的活动，去农场参加劳动。在参加为第一汽车制造厂修跑道的一个月劳动中，我在两条胳膊因皮肤过敏而被晒得满是大泡的情况下，仍不下火线。所有这些身教，都使班级紧紧地凝聚在了我的周围，学生们也从中懂得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道理。这个班的学生，在学校改为师专后，有许多进入了中文专科班学习，几十年间和我一直都有联系。当时六班班长孙海昆纯朴厚道，因他未入中文专科班学习，几十年间失去了联系，最近才在微信上联系，真让我喜出往外。

长春师范专科学校

我教这个班也不过4个月。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浪潮下，把长春师范学校、长春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吉林省师范专科学校的一部分，合并成立长春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由德高望重的长春市教育局刘育新局长兼任；副校长朴昌武，原是延边州的秘书长，老成持重，平易近人；党委书记李金钟，富有政治工作的经验。

五七届中文专科班

成立师专后，我先后教五七届中文专科两个班的《文选和写作》及《中学语文教学法》，兼任校刊编辑。1957年的中师很不好考，考入的学生是从全省初中毕业生中优中选优选出来的，因此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好。他们纯朴善良，学习刻苦，语言文字的基本功扎实，许多人写得一手好字，转入大专学习一点都不困难，都是当中学教师的好材料。专科毕业后，他们都成了中学或其他战线的骨干。在中学书教得最好的是王贵文、靳庆和、刘凤郁，前两人多次在全市举办观摩教学；王兴义、关书新则留校成了教学和行政工作骨干；崔爽、邱占波、李向臣、关英爽等当了中专或中学的领导。杜万斗、于献龙等是长春市的中层领导。韩云霞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齐世彦是省委党校的中层领导。王殿林参军复员后任黑龙江省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还有许许多多在中学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学生，因为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更让我引以为傲，因为他们为教育事业献出了一生。

这两个班的学生跟我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虽然我没有做过这两个班的班主任，但几十年间，只要他们班级同学有聚会，就不忘请我参加。每个节假日，崔爽、邱占波等同学都打电话问候我，姚文智同学更是像女儿关心母亲那样关心我，让我十分感动。

给业余大学上课

因为我给五七届中文专科班讲课的反应好，科里又安排我在晚上给业余大学的学生上《文选和写作》课。业大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百十来个学生坐在大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我的讲课得到他们的好评。后来，柴油机厂的学员储峰推荐我去给他们厂党委上课；空军7311部队的学员庞教导员推荐我去给部队首长上课。师专当然不会白白答应，柴油机厂支援了发动机，部队在困难时期用军车给我们从远处拉菜。我用教学为学校做了贡献。

给中学老师上课

师专还肩负着提高在职中学教师业务水平的任务。刘育新局长一贯认为，教师必须具备“一桶水”，才能精炼出高质量的“一杯水”教给学生。因此，市教育局规定，每周五下午是全市中学教师的进修日，各学科分年级到师专去学习和钻研中学教材。中文科当然不能例外，便选调了6位教师，从初一到高三，分年级给中学老师分析、讲解下个星期要教的语文教材。中文科当然要选教学水平高、有丰富经验而又适合做这项工作的老教师担任，但却只选出了5位。当时我正教《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生反应较好，科里就把我也选了进来,教初一年级的中学老师。

1959年的当时，长春市的中学才十几所，教师几乎都是老教师，有些甚至已白发苍苍，而我才24岁。记得第一课讲的是《夜走灵官峡》。刚上课时，中学老师们的目光是观望和疑惑的，但等讲到一半，课间休息时,他们就全都热情地围上来，问我是哪儿毕业的,夸奖我“讲得真好”。我也从这时起，跟中学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第四章 长春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我从教的第二殿堂

调入中学教师进修学院

1960年，因为长春师专对中学教师进修工作不够重视，市教育局决定把原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从师专分离出来，单独成立。按理说，我原本是长春师范学校的教师，应该仍留在师专。但刘育新局长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中学老师都喜欢听你讲课，希望你到进修学院来。进修学院不如师专的是暂时还不能评高等学校的职称，但我们会在其它方面善待你，你看你能不能来？我个人是特别希望你来。”看着刘局长殷切的目光，我当然答应了。刘局长没有忘记他的承诺。我刚毕业时工资46元；－年转正后54元；1962年，给70%的人涨工资时，我涨了－级，成了62元；1963年给另30%的人涨工资，按说就没我的份儿了。可刘局长单给我留了一个名额，说：“她讲课比有些老教师还好，老教师的工资都100元出头，她才那么点，这不合理，必须给她涨。”当时正开展学雷锋的运动，我就百般婉拒，但最后学院还是按着刘局长的意思，给我涨上了，我的工资成了69元。从1963年后，直到1978年，再也没涨过工资。这15年间，每月多得的7元工资，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解决了许多问题。我将终生铭记刘局长的知遇之恩。

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面对刘局长的厚爱和中学老师们的厚望，我在进修学院的工作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我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把工资全部交给婆母，恳请她主持家务。婆母也非常通情达理，尽量不让家务事干扰我的工作。因此，多年来，除了周六晚上看一场电影，周日下午洗全家的衣服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钻研业务，连每个周日上午和许多节假日，我都会躲到学院去备课。记得两个儿子都考上研究生后，有人问小儿子学习怎么那么好，他的回答是：“我从小到大，除了午睡外，就从来没看到母亲歪在床上休息过。她从清晨到深夜，总是在伏案工作。母亲的身教让我学会了勤奋。”

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们当时住的是原师专食堂存菜用的库房，十分简陋。婆母住的一间有火炕和锅台，用它连着－面火墙，就作为我和丈夫住的里间的釆暖墙。因为煤炭量少质差，根本烧不上去，里屋冷得了不得。但我仍身穿厚的棉衣裤，外加军棉大衣，头戴着丈夫的皮帽子，饿着肚子备课到深夜。

为了给中学老师“一桶水”，我至少得有“十桶水”。所以，我的备课原则是：决不人云亦云，没有钻研出独到见解，就决不收兵。当时，为了帮助中学教师理解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每套教材都编写了教学参考书。我在备课时，从来不先看这些参考书，而是独立钻研教材并查阅有关材料，在自已对教材有深入理解后，才去翻看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资料。这时,我往往会发现自已对中学教材的理解比那些资料的剖析更为深刻，也总有一些独到见解是那些资料中所没有的。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资格去给中学老师上课，我才能给他们别人给不了的东西。例如，在给初三教师讲《国际歌》时，我查阅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巴黎公社起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发表的背景、《国际歌》作者鲍狄埃的生平等等大量的资料。这样，我对《国际歌》自然就有了深入的独特理解,讲起课来就能纵横自如,并给中学教师以深刻的启迪。若干年后，偶遇一位中学教师，他说：“当年你讲的《国际歌》，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至今记忆犹新。”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有的说我这篇讲得好，有的说我那篇讲得好。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前两三年，在一次友人聚会上，原长春市教学研究室主任马世一说：“当年娄老师的一篇《万炮震金门》，一下子就把我们中学老师给震住了。”我分外感动，一是因为马老师本人学识功底深厚,在教学和研究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肯定让我感到份量沉甸甸的。二是我不太喜欢刘白羽的文风，因此对《万炮震金门》的分析,在我的教学中只能算作是中下品,没想到它还能给中学教师以震动。这说明我真是为中学教师尽了职，我的每一次教学都经得起他们的检验。

我确是抱着极其认真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用敬畏之心来对待工作的。记得有一次给高二老师讲《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毛主席替《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如果只从文字上看，只拿《文汇报》说事，这篇文章就怎么也说不通、说不透；而教学参考书恰恰就是这么只从文字出发，稀里糊涂地分析的。我隐隐约约觉得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文字说的是《文汇报》，捎带着《光明日报》，矛头对准的似乎是章罗同盟。但我的想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查阅当时的报刊来验证。当时离讲课的时间只剩两天了，我怕查阅的时间不够，坚持要求教务处立即通知各校，把讲课的时间挪后一周。然后，我立即到市图书馆，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翻阅了文章发表前后的所有《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终于弄清了这篇社论发表的目的，就是要揪出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文章的主旨弄清后，就既能读得通，也能读得透了，能把教学参考书上所没有的对教材的透彻分析讲给老师听，当然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说实话，从1960年到1970年，在进修学院的这十年，是我从教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期。那期间，只要我讲课，教室里就座无虚席，有时还要另加椅子，甚至直加到走廊，真是盛况空前。有些中学的教导主任、校长都慕名前来听我的课。可以说，那时全市中学语文教师几乎没有不认识我的。中学老师对我的厚爱，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同时也激励了我更加勤奋努力，为他们献出最优质的教学。

除了教师进修外，学院还肩负着指导各中学开展教学研究的任务。这就需要到各中学蹲点、听课，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组织观摩教学，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曾先后到长春市第一、第二、第三中学和长春市实验中学等校去蹲点，听了数以百次语文课，也帮助过许多优秀教师做观摩教学。在这过程中，我和许多中学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和提高了自已。吉林省实验中学的王世堪老师是当时市内最著名的优秀语文教师之一。我曾帮他准备观摩教学《改造我们的学习》。我对课文深刻、独到的分析，使他尊我为“最好的场外指导”，视我为最好的朋友，有什么心里话都找我来倾诉；而他那简洁、精确的课堂讲述，又使我对课堂教学语言的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并溶铸进我今后的教学中。

当时，我和东北师大附中的孙真、张昌礼、张翼健、颜振遥、刘世俊、魏大久等老师，省实验中学的申媛如、董家琦、王世堪、吕志范、刘积琳等老师，市实验中学的王文生、李文连、王贵文、黄斌、王润龙、王瑞兰等老师，第十一高中的朱隆生、陈复兴、陈延嘉、高秀兰、刘锦团等老师，第一中学的马世一、康虹等老师，第二中学的黄菊如等老师，第三中学的鄂放等老师，第六中学的王禀廷等老师，都有过很好的交往，有许多还成了好朋友。如刘世俊老师在粉碎“四人帮”后被评为特级教师，她的初中语文教学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全省乃至全国前来听课的人，络绎不绝。她不胜负担，所以连东北师大的学生在见习时都听不到她的课。但是，我每次求她给我的学生讲一堂见习课，她从不拒绝，真是给我闺密的待遇啊!我们确实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和中学老师的友谊滋润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幸福，感到在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意义。

在进修学院工作期间，我和学院的同事李光月、胡丁一、顾立华、杨国茂、万慧先、熊荣先、王锏、曹也鹤、田康慧、朱英民、常士涟、王玉娥等都有很好的关系，有的还是挚友。而特别让我感谢的是，常国君、王凤仪、郭琦、艾秀蓉、王婕、王文生等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使我免受冲击。当然，保护我的还有军宣队的王志和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

去支援九台师范师训班

有时，工作会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这时，我总是以工作为重，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

1964年春，为了补充中学师资的不足，市教育局在九台师范学校办教师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当年高考成绩很好却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而未被高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负责此项工作的李廷和副局长就指名抽调学院几个学科的骨干教师去支援，语文学科指名的是我。当时我小儿子才一周岁多，正是哺乳期。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到九台后，乳房肿涨得疼痛难忍，用奶抽子根本不解决问题，恨不得另找小孩喂他们吃；而当我半个月后的深夜回家时，只见小儿子两手紧紧地把着我丈夫的两颊在睡觉，被我惊醒后，先是哭、后来又笑地扑入我怀里，那可怜的表情真是让我心如刀绞，伤心欲绝。听说我走后，头几晚，小儿子天天哭喊着找我；几天后，觉得找不到了，就开始捧着他爸爸的双颊睡觉，他是怕爸爸再突然消失了啊！母子连心，对小儿子的境遇，我当然是肝肠寸断；但为了工作，第二天下午，我还是毅然地返回了九台。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经过培训的这批高中毕业生，后来有许多成了中学的骨干教师。例如中文三班的艾瑞华同学，就成了长春市第五十一中学的有爱心、有责任感、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几十年间，她为各条战线培育了许多骨干；她自已的三个儿子，也都教育成长得十分优秀。当年，我不仅教她课，还曾亲自带领和指导过她的教育实习。当时，她是有着一张苹果般脸庞的漂亮姑娘；几十年后重逢，她已是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太太了。她说自已所以要再三打听到我的下落并亲自来见我，是因为要报师恩。她说她的一生深受我的影响，她忘不了我。听了她的肺腑之言，看到她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成果，我感到无比地欣慰和幸福。这是一个教师——也只有教师，才能够得到的幸福和回报。之后，每到节日，艾瑞华同学都来看我，对我关怀备至。

此外，王淑洁、郑海燕、毛岩、张慧敏、赵福瑞、史有田、曲绪春等同学也都有情有义，先后和我有过甚至是很密切的联系。

在九台师范，同事中和我关系最好的是谢婷老师。她也毕业于北师大，比我晚六年。她人长得漂亮，书教得也好。后来因为工作忙，没给她回信，失去了联系，真可惜。

在双阳县当“五七”战士

文革中认为，进修学院是“越进越修”。于是，1970年初，学院绝大部分教职员都下乡插队落户，当“五七”战士。我也带着全家来到双阳县太平公社桦木一队。这里的农民极其淳朴，生产队姚金福队长有七个孩子，仅有两间不足15米的房子，但他还是慷慨地把西屋倒出来给我家住。他的妻子姚嫂更是热情地为我看家护院，教我做农村的各种活计。我是腊月初七下乡的，次日清晨，邻居杨嫂就给我送来腊八粥。到了夏季，各家各户在山坡上收获了当地特有的乾壳杏梅后，更是成筐成筐地往我家送。“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我也以同样的热情和礼仪来回报他们。

我在农村参加的第一项劳动是往山上送粪。当时是数九隆冬，我们要用爬犁把刨好的冻粪块往有45度角的陡坡上送，那真是步步艰难，肩膀的疼痛、身体的劳累、刺骨的寒冷一起向你袭来，五味杂陈，那感觉真是难以形容。我在当时产生的唯一想法是：粮食真是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而农民则是对国家、人民贡献最大的人，若没有他们长年的辛苦劳动，哪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粮食？我对纯朴的农民有了无比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我和他们仍有联系，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在生产队劳动二十余天后，公社调我去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我的任务是写材料，先是在供销社，后来调到公社机关。

在这期间，我结识了许多“五七”战士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关娴和王淑莲都在公社广播站工作，前者热情，后者美丽，我们都成了挚友。此外，饮食服务系统的张景春、王治中等，也在日后多有联系。

在这期间，我还接触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大多纯朴憨厚，如公社宣传干事李东生就朴实无华、热情真诚。而特别值得我书写的是公社张金育书记。他亷洁公正、雷厉风行、富有农村工作经验，在干部、群众中极有威信。他带着我到各大队去开展工作。最后，他要求我写一份全公社“一打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并用高音喇叭在全公社广播。他对报告的唯一要求是通俗易懂，能让农民听得懂、愿意听。于是，我就尽量用当地农民的口语去写，结果大获全胜，深得农民的好评。这恐怕是我一辈子写得最成功的文字。说实话，我要是一直留在农村，没准会成为以写作为生的人。这事传到了县里，于是，我又被抽调到双阳县县委宣传部，和另一位“五七”战士、原《长春日报》名记者刘光平同志，共同组成一个写作班子，专门写典型材料。当时我们的写作对象是东丰公社银行的一个信贷员，他是吉林省人民银行树立的全省典型。材料写好后，需要省行审查通过。于是，我们来到长春市，被安排住在人民广场省行内的招待所。

调回长春师范学校

跟省行斜对着的是长春市革委会（原长春市委）的办公大楼。一天午间，我外出买东西，碰巧就遇到了时任市革委会组织组组长杨贵同志。他是我1958年在师范学校教过的学生。一见我，他就说：“老师，你来报到了？”我说：“报什么到啊？”他说：“老师，你还不知道啊？长春师范学校又有了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他们要调你，你赶紧跟他们联系。”见我略有犹豫，他马上又说：“我不能跟你讲原因，但是，现在就是幼儿园调你，你也赶紧办手续。”于是，我找到了长师革委会郑印范副主任，他也是58年师专时我教过的学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问题就卡在进修学院不肯放我。我便找到当时学院留守在长春的唯一领导金院长，他过去对我的印象就很好，经我说服，也就同意放我了。后来才知道，杨贵同志不敢告诉我的原因竟是：当时决定，抽完这批“五七”战士后，其余的就都留在农村了。学生是偷偷地在帮老师的忙啊！

就这样，1972年4月，我调回了长春师范学校。

第五章 从长春师范学校到长春师范学院——重返第一殿堂

“四个面向”的70届

1972年4月，阔别十二年后，我又回到了长春师范学校。

第一届教的是70届中学毕业生，他们是当年唯一未下乡当知青而是“四个面向”的一届。因为目标是培养中学师资，所以采取分科教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李斌，就是当年数学班的学生。中文班有曾任吉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姚秋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校长宋戈、原朝阳区区委副书记翟淑华、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青才、在多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兴华、在省重点中学任教的王洪志等。这届学生年龄小，十分单纯。其中中文六班的班主任魏淑琴老师请产假时，曾托我做该班的代理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特别有情有义。我爱人去世时，姚秋杰、宋戈、刘清才、张兴华特地来我家安慰我。去年教师节，姚秋杰、宋戈、张兴华、梁玉华、张维霞等同学又来慰问我。这个班的李树铭同学更是几十年未跟我断了联系，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令我十分感动。

工农兵学员——七三和七五政文班

从1973年起，连续招了三届工农兵学员。我给73届的两个中文班上课，并给中文一班做过一段时间的代理班主任。这个班的班干部陈玉芬、赵庆森、唐革田、刘昭雪、丛才芳、刘桂芝，党员郑春玲、丁玉琴、张佳云、杨凤芝等都很成熟、老练，班级团结和谐。学习最好的鲁佰燕毕业后给小学老师教课，口碑极好。

73届毕业后，招了75届政文班，我教课并当班主任。这个班情况比较复杂，工作的难度很大。幸亏有学生干部曲汉青、韩德秋、李凤芹、马桂芹、韩秀英、黎明霞、张春华等，帮了我的大忙。当时，几乎天天晚上要去教室或学生宿舍，做思想工作，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不敢走夜路，就让十来岁的小儿子陪着我去。班长曲汉青还常在周日上我家去，和我商量班级的工作。曲汗青是德惠县的在乡知青，他纯朴憨厚，平时言语不多，甚至给人以木讷的错觉；但其实他极其聪明，极有内秀。当时学习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他学习每一篇，都能写出有独到、深刻见解的心得，让我赞叹不已。对班级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好主意。

那个年代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但我不管那套，对教学还是力求精益求精，对学生的辅导还是竭尽全力。有个在乡知青王玉，人品极好，还是个党员，但就是口语表达能力极差，开口说不了几句话。原来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小到大，很少跟他说话。要让王玉上台讲课，那确实是太难为他了。于是，在教育实习前，我先帮着王玉把书面的教案写出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听他把教案讲出来。经过不厌其烦地、几十遍的训练后，虽然口语仍不流利，但王玉总算是走上了讲台。

这个班毕业时，我尽可能地为他们推荐和安排最合适的工作。例如，《吉林日报》社来招人时，我就把文字基础较好、又认真负责的黎明霞、吕成芳推荐给他们。她们后来都成了报社的骨干，黎明霞的文字能力尤其强。当我听说韩德秋到宽城区被分到小学后，我就觉得跟其他同学相比，这对她太不公平。于是我亲自去找时任宽城区教育局局长的徐翠蓉同志，说明我的想法，并说韩德秋以前是一名德才兼备、为人正派的学生干部，适合做行政干部。徐翠蓉同志曾任长春市第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我去蹲点时曾和她多有接触，她知道我为人正直、不循私情（事实也确实如此，韩徳秋从来没找过我，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不久，徐翠蓉同志就把韩德秋调到区教育局工作，并表示满意。曲汉青是留校作行政工作，不久就被抽调到市教育局，后又到省教育厅，由科员渐升至处长。他在当吉林省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六年间，经过多方改革，使吉林省的招生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他又任省纪检委员、省建设厅纪检组长，并以正厅级干部退休。

七五政文班是我当年操心最多的班，但也是对我最亲、最好的班。我的许多重要生日，都是这个班的学生给我过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班级干部外，普通同学中孟祥莲、任丽春、陈彩新、王晓明、郑玉霞、朱志红、郭清云、吕成芳、王雪华、张丽红、苗立新、苏敏等都对我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节日来看我，曲汗青、黎明霞、韩德秋等更是逢节必来，平时则用电话嘘寒问暖，让我感到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真是感动万分。

七七届的文选课

经过文革十年浩刧，教育事业急待恢复，中学教师严重短缺的情况显露了出来。1977年，长春市教育局和吉林省教育厅联手，决定在长春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基础上，筹建长春师范学院，并成立了筹建处。市委有关领导还为筹建中的师院争取到了原“五七”干校的34垧农田作校址。

随着高考的恢复，1977年10月，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他们都是老高三，有许多还是重点中学的毕业生，他们考试的成绩也很好，只是因为年龄偏大，未被重点大学录取，这也正好让我们捡了个便宜。这批学生基础好、素质高，而且有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毕业后，他们中有些如张殿平那样担任了重点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有些如李元昌那样当了全国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总之，这届毕业生大多事业有成。

我先是教这届两个中文班的文选课。经过20年的刻苦钻研和广泛吸取优秀中学教师的精华，我这时的教学可以说是渐入佳境了。无论是对文章内容、形式的深刻分析，还是教学语言的运用、课堂节奏的掌握，都到了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过去，学生们常说，听我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而现在，我觉得讲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讲着讲着，我竟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自己讲课的艺术之中，内心充满了欢欣和愉悦，感到讲课是一种最大的享受。这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是我前所未有的。我想，这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期，我到了另一个境界。我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最高的回报。

七七届的教学法课

接下来，我又给这两个班讲《中学语文教学法》。讲这门课时，我有两个特点。

一是我力求要揭示中学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学生从根本上具有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本领。照我看，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有两点。最基本的一点是提高学生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具体说就是要让中学生具有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因为现代汉语是母语，学生的听、说能力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只需要语文课予以规范和提高。语文课的重点在于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而这是有规律可循的。以阅读来说，我从别人以及自已长期的阅读实践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在了解文章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以结构为线索，从语言文字入手，深入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然后，在理解文章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体会文章在结构、语言、写作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和优点。只要掌握了这条规律，你对任何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就都会有透彻的理解。如果把文章比作一个人的话，结构是他的骨骼，语言文字是他的血肉，思想内容则是他的灵魂。分析文章如果不能以结构为线索，那全文就拎不起来，就像人断了脊梁骨，瘫成糢糊的一片血肉。不同类型的文章，有着不相同的结构规律，因此，要做到以结构为线索，你还需要学习有关各类文章结构规律的知识。至于从语言文字入手深入理解思想内容，更是需要教师反复示范、有计划地训练和学生肯于动脑，才能逐步形成的能力。这些就构成了语文课的丰富内容。

至于写作能力的训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把文学创作和一般写作能力区分开。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它固然有知识可学、有规律可循，但它主要源于生活，还需要有作家个人的天赋，因此，在课堂上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培养作家也不是中学语文课的任务。中学语文课的任务是培养一般的写作能力，也就是通过对记叙、说明、议论、抒情四大表达方式的运用，能写作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的文章。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完全有规律可循的。首先要遵循“读是写的基础”这一原则：在阅读中讲清不同类型文章构成的规律和特点，并示以范文后，学生自然从这些范文和知识中学会了写作，而且读得越多就会写得越好。其次要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等写作必须具备的能力。再次要遵循“多写多练”的原则，引导学生在课外记日记或周记时写“放胆文”，尽情抒写自已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然后在课内写“精炼文”，学会语言文字的推敲，这样经过反复的写作实践，让学生在写中学会写。除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现代汉语言文字的能力外，中学语文教学的另一个任务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也就是通过学习古今中外（特别是我国）的文学名著，开拓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汲取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受到作品中真善美高尚道德情操和审美观的熏陶，增强热爱祖国等健康的思想感情，并具有文学的修养。这些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任务。

中学语文教学的两个任务有主有次，但它们并不矛盾，相反，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必须明确，培养读写能力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主要任务。但培养的前提和过程却是阅读和学习大量的范文（含文学名著），这样一来，次要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在中学的不同阶段，语文教学的任务还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依我看，如果教材编得好，教师的能力又够，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基本任务在初中阶段就可基本完成；高中阶段则可侧重于提高人文素养，而这过程必将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水平，如锦上添花一般。初高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就要求语文教学在每个阶段、每个年级都有明确的目标任务，激励师生为达到目标而努力，这样就能改变语文课“六年一面”的令人厌烦的、少慢差费的局面。

我讲《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个人的科研成果和广大优秀中学语文教师的实践都融入到课程之中，使之与时俱进、鲜活灵动。

1978年，随着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在报刊上批评中学的语文和外语教学都是少慢差费后，中学语文界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为了了解全国的动态，我在长春师院筹建处主管教学的杜今斗副主任的支持下到北京、上海等地作学术考察。在上海期间，我经原中学老师、时任上海市五四中学校长的陈昌钊老师介绍，认识了上海市教育局语文教研员徐振维老师。徐老师本人就是资深的优秀语文教师，她向我介绍了上海市语文教改的概况，并把全市有代表性的优秀教师全都介绍给了我，如交大附中的沈蘅仲老师、杨浦中学的于漪老师、华东师大一附中的陆继椿老师、复兴中学的杨墨秋老师等等。我抓紧时间、马不停蹄地到各中学去听他们的课，和他们倾心交谈，了解他们对语文教改的想法和做法。由于我态度谦虚、真诚，这些名师都视我为朋友，能悉心谈他们的想法，也乐于我听他们的课。上海育才中学的段力佩校长对语文教改有独到的见解和做法，我也在徐老师的引见下访问了段老，听了该校的一些语文课。在北京，无私帮助我的是时任北京市西城区语文教研员、原北京师大老同学、好朋友李舒云，她向我介绍了北京中学语文教改的概况和有代表性的教师。我重点访问了日坛中学的刘朏朏老师和高原老师，他们是一对夫妇，对如何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我还访问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景山学校等名校，听课、交谈。

回到长春后，我经整理、分析，形成了概述京沪两地语文教改概况和详述教改中不同流派的具体想法和做法的书面报吿，作为这次学术考察的成果和汇报。长春市二道河子区进修学校袁志浩老师知道后，就请我给他们全区中学语文教师作报告，反应很强烈。于是，其他各个区闻讯后，都先后来请我作报告，影响甚至波及到辽宁省和内蒙古，我在该两地也作了多场报吿。这些报吿激发起了广大中学老师对语文教改的浓烈兴趣和巨大热情。当然，我把报吿内容和这次学术考察的收获全纳入了《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教学之中。

1978年11月，在上海举行了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和第－次年会。会议的规格很高，吕淑湘先生任名誉会长，同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张志公先生任会长，参与者都是全国各地著名的优秀中学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研究者。我也带着两篇学术论文去参会，并被选为研究会的理事。一篇名为《两种体例，两套教材——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刍见》是我和长春市一中语文组长马世一老师共同撰写的，阐述了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学、特別是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在大会宣读后，受到普遍好评，认为有创见、有新意。另一篇我个人撰写的《对词汇教学科学化的建议》虽未在大会宣读，却得到了张志公先生的赞赏和肯定，被收录到大会的年刊之中。我把这些和以后的科研成果都融入了《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教学之中。

过去师范大学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由于多是抽象、枯躁、一成不变的概念、原则，往往不受学生欢迎，也不被同仁看好，都认为是没学问的人才去教这门课。可是，由于我用科学研究的精神去对待这门课，引导学生去探索中学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又用自已和优秀中学教师最新的教研成果来充实教学内容，这就使这门课成为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鲜活的教学内容、对学生未来工作极具指导意义的课程。它受到了学生极大的欢迎。记得有一次，我把本应3、4节上的课，和古典文学老师串成1、2节上。刚讲完课出教室，只见一个学生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老师，你咋串课了呢？我发高烧，本该休息，可舍不得你的两堂课，特意赶来，还没听着，真遗憾。”我为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视和热情所感动，立即向他表示歉意，并答应在他病好后为他单独补讲这两节课。而更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是，当我给77届两个班讲完《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最后一节课，并勉励他们到中学语文教学的广阔天地中去建功立业时，两个班的学生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为我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此时此景，我当永生铭记不忘。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教学生涯中的第二个辉煌期吧！

就在那令人难忘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77中文一班的李元昌同学问我，毕业后是留在市内还是回农村教学。我帮他详细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建议他回偏僻的家乡教学。后来他因扎根农村搞语文教学的改革并有巨大成绩而被评为全国首届十大优秀教师，而且是其中唯一的语文教师。他很感激我，有一次背了一面袋自己耕种的、未上化肥的小米来看我，让我十分感动。我想，我也不过是在帮他指路和在课内不断灌输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上，对他起了一点作用，其它的，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且我觉得他在许多方面都比我做得好，这正彰显了教育的特殊功能——“青出于蓝而甚于蓝”，一代一代的传承会以几何级数的倍数无限地扩展、增长。

在给其它几届学生授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效果。例如78专科班的崔恩源同学，在校时很愿意上我的教法课，常来提问。她毕业后成了市实验中学的骨干教师。她充满爱心，教育思想特别纯正。为了带好专收年龄小的学生的教改试验班，她甚至把外县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住，真是爱心满满。我觉得她也在许多地方都超过了我。我称她为真正的教育家。

总之，教学法课在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立志教学改革方面起了应有的作用，为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输送了志愿兵。

鉴于几届学生在教育实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驾驭中学教材的能力差，1983年，我在中文系创立了《中学语文典型教材分析课》，作为《中学语文教学法》的辅助课程。这门课按着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不同类型，每个类型选2、3篇典型教材，先由教师对其中的一篇作示范讲解，并阐述讲解这类文章的规律，然后由学生独立分析另一篇，并在小组内逐一讲解，各小组再推选出优胜者在全班讲解，并由师生共同评议其优缺点。如果学生的成绩不理想，则用如上方法再分析一篇教材。总之，通过反复练习，务必使每个学生具有驾驭教材的能力。经过这门课的训练后，学生到重点中学实习时，都得到了这些学校老师的夸奖。教这门课的老师需要看全班同学的分析稿并予以指导，还需要用大量课外时间听学生讲解，非常辛苦。我只教过一届，就因改做行政工作而终止了。接这门课的康虹老师不辞辛苦，教学效果优异。听她说，后来不少师范院校都效仿我院，开了这门课。若干年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法教研室的两位教授要用这门课来申报教育部的优秀教学成果奖，请我作鉴定。我当时想，这可真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啊，也特別后悔自已因太专注于行政工作、对教学法领域已不甚接触，因而未能为康虹老师去争取这份荣誉。但再一想，无论是谁得了荣誉，它总是说明了这门课确实有存在的必要，确对学生大有裨益，对我和康虹老师来说，这已经足矣！

编写全国中师语文教材

1980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要编写我国第一套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教材。因为我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意见给张志公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张先生，就通过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指名借调我去参与这套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我到教育厅去询问详细情况时，张叔汉厅长兴奋地对我说：“教育部指名来借调去编教材的，在我们省，你是第一个。你可得好好干，给咱们省争光啊！”

当时人教社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的资深编辑王少阁同志，参与的还有从上海师范学校借调来的富有师范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郑洛老师。教学大纲的编写由我们三人分头执笔，共同讨论定稿；张志公先生参与全过程指导、把关。中师语文教学大纲和当时运用的1980版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最大的区别是教学要求具体了。例如后者对学生读写能力的要求提得比较笼统，对听说能力的要求则根本没有提及；但中师语文教学大纲则对听说读写能力都提出了较具体的要求。因为过去的大纲从未涉及听说，因此在撰写听说能力的要求这一部分时，我们三个人确实煞费苦心，憋了近两个星期才成稿。记得我们当时认为，训练听说能力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听人说话，能集中注意力，听懂意思。回答问题，态度大方，声音清晰，内容淸楚。”看到1986年版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把上述条文作为初一语文听说能力的要求后，我很欣慰，感到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然，86版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比我们当年撰写的中师语文教学大纲又前进了一步，教学要求更明确、具体了。

中师语文教材由《文选和写作》和《汉语》两套教材构成，各编三个年级共六册教材。我参加《文选和写作》的编写，除郑洛老师外，北京教育学院于澴老师等也参加了编写。听王少阁编辑讲，当时使用的中学语文教材，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编出来，因此釆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从全国抽调一批人，加上人教社语文室的编辑，集中到香山饭店，共同编写教材。这些人按年级分组，各组都按照“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标准，同时从报刊杂志和书籍中选取教材。那真叫是“拣到篮里就是菜”，只要符合三个标准，先选进来，然后根据深浅难易，各组间串换调剂。选定教材后，再去提炼每篇教材的读写知识要点。因受教材的限制，所提炼的知识不可能是系统的，而只能是杂乱无章的。我们编写建国以来第一套中师教材，可不能这么干。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把中师学生应掌握的读写知识详尽地列出来，然后根据知识点去选教材，这样，中师教材给学生的读写知识就是全面、系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

这套教材于81年出版使用后，因所选教材多为新篇章，中师教师纷纷要求有教学参考书。但人教社语文室人手少、任务重，无力编写。于是人教社就委托我回长春师院中文系后，组织人力编写。

这套教学参考书关系到全国中师的教学质量，我不敢马虎。除邀请系内有条件的老师外，还请了其他高校的教师参加编写。虽然在选人时很注悥，但可能是对这项业务不够熟悉的缘故吧，有些稿子送来根本不能用。退回让人重写或索性自已代他写一篇，都怕伤了对方的自尊心，于是只好改他的稿子。说实话，改一篇稿子比自己写一篇要费事多了。因为既要保证稿子的质量，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稿子的原样，那真是特费脑子和工夫的一件事。于是，从81年秋季到84年秋季，我在这套教学参考书上耗去了许多时间，但总算是按时保质保量地满足了全国1000多所中师的需要。

可能是中师教师和人教社对这套书都比较满意吧，当国家教委在1986年决定编写全国电视教材时，又请王少阁和我主编全国小学教师进修教材《文选和写作》及其配套的全部自学辅导书。记得86年10月为去成都参加教材编写会，我连大儿子的婚礼都未能参加。这项工作又用去了我很多业余时间。当时我已任学院副院长，一年后又任院长，行政工作也要占业余时间，我实在忙不过来了。记得后面有几册自学辅导书，是请康虹老师、李天翔老师来代我统稿的，他们二位对这套教材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人教社编教材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工作，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了全国中学语文教改的形势，熟知了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过程，它的体系和内容，编写教材应掌握的原则和方法等。这大大地丰富了我《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的内容，特别是讲到中学语文教材的章节时，能做到准确、细致，游刃有余。

在人教社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中学语文编辑室的编辑们。他们渊博的知识、编写教材的丰富经验、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主管语文编辑室的张志公先生了。他极其聪慧，双眼透射着睿智的光芒。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专家，对语文教学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和他谈活，时常能听到他妙语连珠，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平易近人，热心提携后辈，有问必答。我从到人教社开始，在业务上遇到重大的疑难问题，几乎都求教于张先生，他每次都无私地予以帮助。张先生的恩德，我无以回报。我将在心中永远地缅怀他。中学语文编辑室刘国正主任也是忠厚长者，他主审教材时目光敏锐，记得有一次他夸奖我对某一篇教材的“思考和练习”设计和编写得好，而这也恰恰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黄光硕副主任平易近人，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少阁编辑和我共事最久，他正直、坦诚，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同志关怀备至。庄文中编辑也参加了中师教材的编写，他比我还年轻，热情、聪明、幽默，是语文室的后起之秀。张中行先生当时也是中语室的编辑（后被聘为特约编审）。他是著名的语文学家，散文家。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数百万字的《张中行作品集》，收入了他的专著《文言津逮》《禅外谈禅》《佛教与中国文学》等和散文集《流年碎影》等16部作品。出版说明中称“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治学严谨，其著述，论学问以探赜索隐的知识性见长，书杂感以揆情度理的哲理性取胜，均以其真情、真知、真见，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颇为学术界和读书界的人们所喜好，并成为当代杂体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一家。”张先生为人厚道、谦和。他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前夫，据说是小说中余永泽的原型，有的编辑就开玩笑似的问他：“当年你是在海边救了杨沫吗？”他也不生气，憨厚地笑笑说：“那是没有影儿的事，写小说么。”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只是远远地仰望着他。他和刘国正先生都写得一手好字，我离开人教社时，两位先生都赠我一幅题款的墨宝，我裱糊后珍藏至今。临走那天，年长的张中行先生和中语室的其他编辑一起，把我送出大门，这令我感动不已。

因为我是由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下令借调到人教社去的，估计人教社向司里反馈我的信息也不错，所以，师范教育司的李司长在一次去哈尓滨开会时，还特意在长春下车，专程到学院来慰问我，并向学院表示感谢，这真使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让我非常感动。

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研究

从1978年开始，全国中学语文教改的热点就是怎么使语文教学科学化，以提高其效率。我也把自已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我对中学语文教学科学化的研究，是从汉字教学的研究入手的。为什么这么做?这得从语言的结构讲起。语言中最基础的单位是语素，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它是语言中活动能力最强的因素。正是靠着这有限的语素，按着一定的规律，自由、灵活地组合，才产生了并不断产生着丰富多彩的词汇，并在词汇基础上产生了短语、句子，构成了语言。而在汉语中，绝大多数的语素是单音节的，表现在书面上，便是一个汉字。因此，掌握汉字的多少，实质上就反映了掌握语素的多少，掌握构成语言的材料的多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显出了字的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正像张志公先生在六十年代就指出过的：“认识了几千个字，同时就解决了上万个词。”“字这一关一旦过去，就会感到一通百通，左右逢源。”“要用很大力气来过字关是汉语汉字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见《漫谈语文教学》）

既然过字关在语文教学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中小学阶段，应该分别教学生识多少个汉字、识哪些个汉字，才能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或学习中够用呢？应该承认，汉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还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反映在全国统编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每册每课都列有生字表，总数是3063个。然而，到了中学阶段，汉字教学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在小学识3063个汉字的基础上，究竟还该不该学习生字？这些生字是什么？它们的总量应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统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根本没有生字表，让教师无法进行汉字的教学。以初中语文第一册（1981年11月版）为例，全册课文中实际出现的生字是377个，但课后练习中要求学生学习的却只有27个，仅占总数的7%，其余93%的生字都被忽略了。

正是为了改变中学汉字教学“一笔糊涂账”的现状，我邀请长春市实验中学的王贵文老师，共同编写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编写《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以下简称《字表》）的指导思想是：《字表》里所选择的汉字及其总量，应该能满足中学毕业生在升学或就业后读写现代语文的需要。

编写《字表》的方法是：选择和检验相结合。

首先，我们凭着自已多年来读写现代语文的实践经验，也凭着对中学生当前和未来读写实践的需要的了解，从《现代汉语词典》中依次初选了5147个汉字，按音序排列，初步形成了《字表》。

凭经验初选《字表》，在方法论上是否属主观唯心论呢？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本身就来自几十年的读写实践和对中学生读写实践的深切了解。正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编《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中所指出的那样：“单凭大量材料来统计，自然容易使人放心一些，从表面上看也好像客观一点。其实，这种客观性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所统计的材料是否真能无所不包，真正不偏于某一方面。”；相反，“哪些词比较常用，哪些词不常用，根据一些人的社会生活、语言知识和教学经验，也是可以选择和确定下大部分来的，不必纯粹依靠机械的统计工作。”（见《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的编选经过和检验结果》）。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和王贵文老师是分别根据自已的经验来初选《字表》的，选后把两人的《字表》作比较，在5147个汉字中，仅有19个汉字的出入。经验的高度吻合，正说明它们都来自实践，都反映着实践所提供的客观数据。我所以请王老师参与《字表》的编选，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中学教学的经验，能增强和证明我们经验的可靠性。

尽管经验极度的吻合，单靠经验作最后确定，在方法论上是有缺陷的。经验是否可靠，还必须作科学的验证。因此，我们笫二步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运用可靠的材料来验证我们初选的《字表》是否科学。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三项工作。

首先，以中小学语文教材为对象，进行直接验证。经过艰苦、细致地调查统计，我们查出《字表》中有2986个汉字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过，有1495个汉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过。这总数为4482个汉字既已在中小学教材中出现过，它们当然是中学生必须学习的汉字了。那《字表》上余下的665个汉字是否为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呢？我们用组词的方式来证明。如“镳”这个汉字在中小学教材中都没有出现过，但“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却是常用的。我们就用组词的方式来证明这665个汉字入表的科学性。在用中小学教材验证的过程中，还使初选的《字表》増加了476个汉字。这476个汉字不常用，甚至很生僻，如“髀、躄、弼、縆”等，但它们在中小学教材中却出现了，我们也就不得不把它们列入《字表》，但同时标示出它们并不常用。

其次,我们把《字表》和技术标准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以下简称《字符集》)作了比较。《字符集》是国家标准局用电子计算机统计的结果。它列为第一级字的常用字为3755个，其中3706个均出现在我们《字表》中，我们未列入的44个汉字，都是专业名词(如“酞、酮、烯”等)、地名或族名（如“郴、傈”等），有的汉字甚至连《辞海》均未入收，当然就不是中学生必须掌握的了。《字符集》列为二级字的次常用字有3908个，我们《字表》除上述3706个外，还剩1907个，其中1813个都出现在《字符集》二级字中，未出现的94个字都是中小学教材中的生僻字。而《字符集》中3908个二级字，除和我们《字表》相同的1813字外，其余2096个汉字就都非常冷僻，以bi这个音节为例，就有“埤、芘、荜、畀、跸、嬖”等20个生僻字，中学生显然不需要学习。总之，跟《字符集》比较的结果，不仅证明了我们《字表》对常用字的选择和电子计算机的精确统计是一致的，而且它更符合中学生的读写需要。

为了使《字表》对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有所贡献，对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2986个汉字，每个汉字下方都标示出它在小学教材中出现的册数，因为小学教材的结尾处都列有各课的生字表，教师很容易就找到了生字所在的课文。而中学教材没有生字表，我们就在《字表》中，对中学教材中出现的1496个生字，每个都标出了它在中学教材中首次出现的册数和课数，并且据此按册、按课地形成了《中学语文教材生字表》，作为附录列在《字表》的后面。在《中学语文教材生字表》的每个生字下方，我们又标示出这个生字还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哪一册、哪一课出现过。这样就大大弥补了中学语文教材的不足，彻底改变了中学汉字教学“一笔糊涂账”的状况。从《字表》中，中学教师不但能知道学生在小学已学过哪些字，到中学还需要学哪些字；而且，他们能知道这些生字的出处，从而能做到把中小学的汉字教学联成一体，科学有序地进行汉字教学。例如：“禀”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过三次，教师从《字表》中查到它们的出处后，再根据“禀”字共有三个义项，就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教它了。“禀”首次出现在第一册第二十二课《鲁提辖怒打镇关西》中“容奴告禀”一句中，教师可说明这里的“禀”是“旧时指向上级或长辈报告”的意思，是动词。同时，教师应当因势利导地指出，这个动词还可以转化成名词，是“旧时向上级或长辈呈递的报吿”，如“禀帖”。这时学生就掌握了“禀”的两个义项了。当第四册第九课《第二次考试》中出现“禀赋”和第六册第十九课《葛梅》中出现“禀性”时，教师就可以告诉学生，这两个词中的“禀”都是“承受”的意思，而“向上呈递”和“承受长辈所赐”显然有着很微妙的联系。至此“禀”这个汉字的三个义项及其内在联系，就都教给学生了。又如“轩”字，首先出现在第一册《挺进报》“许晓轩”这个名字中，教师只要让学生掌握这个字的形、音就可以了。至于义项，可以留到三册《苏州园林》中再次出现时，结合课文内容，说明“轩”是指“有窗的长廊或小室”。又如“哀”字，在小学教材中出现了一个义项，在中学教材中可以补讲它的其它三个义项及其内在联系。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汉字教学，既可以保证学生对每个汉字的主要义项及其内在联系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又可以在教学中分散难点，并使每个义项的教学都紧密结合课文，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更重要的是，这种教法会使学生懂得汉字各义项间有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从而掌握学习汉字的科学方法，自觉地、有效率地学好汉字。

正因为《字表》采用经验和科学验证相结合的方法,相当准确地得出了现代常用汉字的总数和内容,又为着实现中小学汉字教学科学化的目的,在《字表》上作了各种标示,因此,深谙汉字教学的张志公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字表》是“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得出的一项有用的科研成果”“娄、王字表的编制对语文教学科学化这项重要任务是有突出的贡献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材《汉字学概论》中，也称我们的《字表》是“对中小学语文教师来说，对汉字教学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最方便实用的常用字表”。

编制这个《字表》，我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了不妨碍王贵文老师繁重的中学教学工作，我除了请他凭经验初选字表和标出少部分中学生字的出处外，其余的工作都是我来完成的。最难的是要从含有几十万汉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寻找出1495个在中学出现的汉字，而且要找出它们出现过几次，分别在哪一册、哪一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说耗尽了我三年的全部业余时间，十册语文教材，我从头到尾，不知翻了多少遍，书都翻烂了。记得当时去省政协开全会，每次都要带几册教材去，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翻查、记录。有时，我也想，自己是否太傻、太执着了，做这种耗费时间和精力、繁琐而又枯燥的工作；但再一想，没有人下笨功夫，又怎么会有语文教学科学化实实在在的成果呢？几十年后的今天，意外地在网上看到大家称我们的《字表》是最有实用价值的字表，心中也就感到值了。另外，过去常说汉字常用字是3500个，我却证明了它应该是5147个。我想这是我对汉字研究的最大贡献。

北京教育出版社原本还约我出版《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我也花费了两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分，后来因为行政工作太忙，实在无时间编制而作罢。好在当时由我和胡丁一老师主编的《中学生词典》，多少弥补了它的缺憾。参加《中学生词典》编写的有马世一、王贵文、陈延嘉、赵福海、刘积琳、刘锦团等六位老师，都富有中学教学的经验。这本词典不仅收入了中学生应该掌握的全部词汇，而且对所收入的一万四千多个词，全部都标明了词性。汉语语词的词性很难判断，因此历来无人敢于问津。我想，螃蟹总要有人敢第一个吃，反正我们也不是专攻汉语的学者，万一注错几个词性，也不丟人。于是，开注。在标注词性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时，马世一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经常是我俩在一起，运用我俩的汉语知识，对难标的词性反复研究讨论，确定下来。没有把握的，还请张志公先生为我们把关。好在《中学生词典》于198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后，并未遭到语法界的批评，可见它标注的词性大体正确。而张志公先生对它的评价则是：“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难度很大”“很有学术意义和实用意义”。据文史出版社左振坤社长说，因标有词性，东南亚国家的出版社很感兴趣，想购买版权，修改某些例句后在该国出版。左社长又希望我们在修改部分例句后，在该社再版。但我因行政工作忙，一直未敢接受这个任务。看到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也都标了词性，我很有一点开先河的喜悦。我想，我们当初的大胆实践，至少帮助人们克服了对标词性的畏难情绪。

说起《中学生词典》，不能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当初吉林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的资深编辑王洪珠。是她提出这个选题并约我编写的。她为人正派，工作认真，能力超强，给我们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文教编辑室主任迟达明也很关心这项工作。等到《中学生词典》编到一半时，出版社机构有很大变化。出版社升格为吉林省出版局，迟达明同志升任为副局长。下设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教育出版社等许多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由《中学生词典》的责任编辑左振坤任社长，《中学生词典》也划归该社出版，该社还出版了许多好书。王洪珠同志则任吉林教育出版社社长，她把该社办成了吉林省出版界中的佼佼者。

我本来是想接着研究现代汉语常用句型，分别撰写培养中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规律的专著，分专题整理建国以来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各种论述，完成有独到见解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专著等等。我想做而又感到自己能做的科研项目，还有很多。可惜因为做行政工作，我不得不把它们放了下来，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