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写了十年”的历史人物心灵随笔

——品评王宜红新著《透过历史的褶影》（一）

苏良雄  

金圣叹说，他最恨一种读书人：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这话放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精准得像一把手术刀。我们在短视频里刷历史，在碎片化阅读中消费历史，把历史当成故事的货架，随手取用，随手丢弃。王宜红写《透过历史的褶影》，用了十年。这种写作速度在当下几乎是一种冒犯，冒犯了快，冒犯了轻，冒犯了我们对历史浅尝辄止的惯习。

这本书写的是历史人物，从刘邦、项羽到曹操、陶渊明，从苏东坡到袁崇焕、纳兰性德，跨度上千年。写法上不取宏大叙事的方式，专往历史的缝隙里钻。书名中的“褶影”二字，就是她的方法论。历史如长卷，岁月的摩挲让它层层叠叠，那些广为人知的事功与定论铺展在卷面之上，而鲜活的面孔、幽微的人性，往往沉潜于卷褶之间。王宜红所做的，便是逐一翻开那些折痕，让光线探入暗处。

这一视角令我想到金圣叹读《水浒传》的方式。金圣叹评点人物，贵在“同中见异”——鲁达是性急，史进是少年任气，李逵是蛮，武松是豪杰不受羁勒。同样的粗鲁，到了不同人身上便各有纹理。王宜红写历史人物，用的也是这个功夫。她不为人物贴标签，忠或奸，好或坏，英雄或懦夫，她要寻找的是每个人身上那种无法被归类的东西。如果说金圣叹是在文学虚构中辨识性格的层次，王宜红则是在历史真实中打捞人性的质地。二者路径不同，但那种拒绝简化、执着于细部的眼光，如出一辙。

这种写法对作者的要求极高。王宜红在后记里交代了她的功课：为写一个人物，所写对象本人的作品必看，各类传记、史料记载与后人解读都要对照阅读，所处时代及前后关联的人和事也需了然于胸。为了写袁崇焕，她买了三个不同作者的《袁崇焕传》对比研读，翻查了袁崇焕本人的文字，并通读了《明史·袁崇焕》《清史稿》《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中的相关记载，还在网上搜罗了方方面面的评议。仅这一篇，便耗去近八个月光阴。

八个月写一个人物，十年写一本书。在今天这个出版行业，这种速度几乎不可想象。中金易云2026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下降9.87%，历史类新书虽然实现了3.93%的同比增长，但主要依托的是少数热点单品。市场在收缩，节奏在加快，热点在轮转，一本书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人愿意用十年去打磨一部作品，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王宜红写陶渊明的那一篇，是全书最能体现她视角独特性的地方。陶渊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意。但王宜红从女性的角度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陶公。她看见的不只是那个超脱的隐士，还有隐士背后的代价：仕与隐之间的反复摇摆，田园生活背后的匮乏与孤寂，以及那份“悠然”之下未曾言说的挣扎。这种解读在男性作者笔下很少见到，并非他们看不到，而是缺少那种共情的角度。市场上写历史的书，绝大多数出自男性作者之手，王宜红的女性视角构成了这本书最自然的差异化。

写纳兰性德的那一篇同样如此。王宜红写她读纳兰的感受：“我爱纳兰，折服于他的才华，更感佩于他的纯情与深情。坦率地讲，我又不敢深爱纳兰，我甚至刻意回避过多地接触纳兰。因为纳兰是如此地忧郁和哀伤。每每捧读他的诗词，我都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他的情绪中，沉浸沦陷，难以抽离。”这段文字的好，在于它坦率。写历史人物的人很多，但愿意坦白自己与人物之间这种情感纠缠的很少。王宜红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她允许自己被人物打动，允许自己在写作中沉浸和沦陷。这种姿态让她的文字有了体温。

金圣叹评点《水浒》时还做了一件事：删改。他对后五十回不满，便拦腰斩断，以卢俊义噩梦作为全书结尾。这种“不满意就动手”的态度，其实是一个读者对文本最深的介入。王宜红没有删改历史，但她做了一件精神上相通的事：在史料堆叠的折痕处重新布光，让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细节重新显影。金圣叹以批评家的锐利剖开文学人物的肌理，王宜红则以写作者的耐心拂去历史表层的尘埃，二人都相信：真相与神采，往往不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示范。金圣叹说，读《水浒传》不读他的评语，等于没读过。钱穆先生也曾说，不读金圣叹批语，《水浒传》就跟没读一样。这话说的并非金圣叹有多厉害，而是阅读本身需要方法，需要有人带你进入文本深处。王宜红的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就是她提供给读者的阅读方法示范。她不是告诉你历史“是什么”，而是展示给你看历史“还可以怎么看”。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

胡适称金圣叹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赞誉虽多，但金圣叹的局限也正在于此——他把全部才情投注于文学批评一域，走出这个范畴，影响力便大为衰减。王宜红在书里写金圣叹，写他的才华，也写他的悲催。幼失双怙，家猝遭难，一生潦倒，最终颈项强斫，连累妻儿流放充军。她既不溢美，也不苛责，这种平衡的笔触，是全书一以贯之的调性。她不讨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不存心贬损任何一个。她所做的，只是把那些折页翻开，让你自己看。

这本书的写作跨度十年，中间因为新冠疫情中断了两年。在市委办公室工作期间，任务繁重，闲暇极少。她是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写成的。这种写作状态，和她笔下那些历史人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刘邦、项羽、曹操，都是在乱世中搏杀而出的；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反复摇摆；苏东坡一生贬谪，却在困顿中活出了最大的自在；袁崇焕于明末危局中力挽狂澜，最终却被凌迟处死。这些人的人生，没有一个是平顺的。王宜红写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写自己对人世的体察：历史从来没有坦途，每个人都在层层叠叠的皱折中前行。

著名文化学者、历史学家刘玉堂教授为这本书作序，有一句话写得真好：“其人如梅，于寒冬中绽放热忱；其书如月，于岁月里照亮人心。”梅与月，都是冷中带暖的意象。这本书的气质也是如此。它不热闹，不喧嚣，不讨好任何热点，但它有静气，有诚意，有一种在寒凉中依然愿意发光的东西。

王宜红在后记里说了一句话：“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是孔夫子的话，她用来自况。写了十年，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巨力微功，但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知识、启迪了智慧，就是最大的收获。这种态度在今天尤其稀缺。我们不缺聪明的写作者，不缺高效的写作者，不缺懂得迎合市场的写作者，我们缺的是那种愿意为一篇文章读三本传记、为一个人物耗八个月、为一本书花十年的人。

《透过历史的褶影》未必是一本完美的书，但它是一本有诚意的书。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王宜红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形成了某种镜像：他们都不完美，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困境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历史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正确的人，而是那些在褶皱中依然坚持留下痕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