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光亮起的时候，三千年前的一卷史诗画卷徐徐展开。电影《泰伯》用沉稳的诗意镜头，将我带回到那个筚路蓝缕的文明之初。它不仅是讲述周太王长子泰伯与其弟仲雍“奔吴”开基的故事，也是对江南文化精神源头深情的叩问。电影用高超的艺术表达、、含蓄却饱含张力，把泰伯刚强、宽厚、聪明以及那种近乎神一般的牺牲精神，诠释得入木三分。他的“德”，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在于渡江涉险的果敢，在于教授农耕的耐心，在于融合百越的包容，在于建立“勾吴”时“断发文身”以示与土著同心的巨大文化谦逊中。

  电影通过一系列富有感染力的细节，让“至德”从古籍的简略记载中血肉丰满地站立起来，成为一种可感、可敬、可学的精神力量。

《泰伯》的更大贡献，在于它以严谨而充满想象力的电影语言，生动“再现”了吴地文明从萌芽到创生的“曲折历程”，完成了一次对江南文化基因的深度考古。影片没有急于呈现日后吴越的锦绣繁华，而是扎实地刻画了泰伯、仲雍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耕技术、礼乐制度与江南本土的渔猎文化、水乡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人们能够看到梅里（今无锡梅村）的土地上第一垄被开垦的稻田，能够听到冶铸青铜敲击出的第一声文明序曲，能够感受到两种文化在碰撞中的从隔阂到理解、从并存到融合的微妙脉搏。电影把历史书上的一个冷冰冰的结论——“开发江南”，化为一幅幅有烟火气和奋斗感的画面：教民耕作、兴修水利、制定礼仪、筑城立国……这不仅是一次对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的图像再现，而且是对“吴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和务实性的根本特征的一个源点溯源。我们看到，江南文化的精致灵动、崇文重教、经世致用，其最初的种子，便埋藏在泰伯这种“不以中原自居，而以梅里为家”的落地生根与开拓创新之中。

   更为难得的是，《泰伯》在钩沉史实之时，又处处体现着鲜明的时代关切与问题意识。影片中所弘扬的泰伯精神——“为民”的宗旨、“开拓”的勇气、“包容”的智慧与“谦让”的德行，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于整个世界，依旧闪耀着永恒的价值。在面对全球化出现逆流、文明冲突论时常冒头的今天，泰伯“入乡随俗”、“兼容并包”，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优秀范例，为处理不同文化人群关系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常新的中国方案。在科技兴国、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泰伯兄弟带给我们的是先进的技术，更多的是不怕困难、因势利导的“开拓精神”。这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创业创新精神如出一辙，而泰伯“三让”的这种尊重秩序、尊重规则、尊重大局的精神，则是高于自身利益的一种政治道德和人格追求。影片把这些古人的优秀品格跨越古今，传递到了现代人的心里，引发了人们关于什么是领导者、什么是有意义的文化遗产以及如何坚持自我而不迷失本心等方面的深刻思考。

     在文化产业、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泰伯》的成功上映，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生动实践，也是无锡新吴区深耕地方文化 IP、打响旅游文化品牌的一次精彩手笔，还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尝试。《泰伯》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包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一段也许略显生疏的古史变成了有情怀、有情节、有奇观的文化产品，也为如何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区域性历史人文资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样本。它像一道精美的文化橱窗，让观众能够深切体悟到浸润其中的江南文化、吴地文化和运河文化的交融交织的源远流长。

   历史走远了，故事结束了，然而讨论却刚刚开始，《泰伯》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历史大片，也做了一次成功的文化溯源和精神唤醒，让我们记得在太湖边、运河旁，曾经是谁用他高洁的人品和卓越的才智将文化的火种传播开来并发扬光大，照亮了东南中国的天幕。泰伯的“至德”，是江南文脉的初心，是中华文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想的古老而灿烂的注解之一。走出影院，江南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似乎更加读懂了脚下这片热土的温度与厚度，也更加懂得，继承并发扬这份不可复制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荣使命。这部电影，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一束来自历史深处的、温暖而有力的光。

作者简历

崔寿伟, 男，江苏建湖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诗词协会理事、新吴区作家协会理事、建湖艺文社芦沟《蒹笳诗声》副主编等。曾在浙江省《海盐日报》担任专栏编辑。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刊发于《人民日报》、广州《诗词》、《超然》、泰国《中华日报》、《香港诗词》、《天津诗人》、《长江诗歌》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数百篇（首），编著有：《挥不去的人生》、《古稀唱和集》、《秦晋缘》、《露雯吟草》、《当代十家诗词选》、《守望家园》等。先后被盐城电视台、苏州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媒体做过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