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彦毅的诗文集《一腔深情 两处乡愁》，在我看来，犹如关中平原上一株深深扎根的庄稼，其枝叶朴拙却充满生机。这位从基层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书写者，以质朴的文字和丰厚的人生积淀，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关于生命来处、精神归途的真诚之作。它不追求炫目的技巧，却在泥土的芬芳中，传递着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法国〕高更）这一永恒命题的独特回响。

宋彦毅的文字的价值，首先源于其生命本身的“在地性”。从乾县贫寒农家子到泾阳的乡长、局长，再到退休后的文化实践者，他四十余年的足迹深深嵌入关中的土地。这种穿行并非走马观花，而是以“肉身”为犁铧，在时代的田垄间犁出深沟。他笔下的故事充满真实的生命重量：《我也是农民的儿子》里，粗暴征粮砸破铁锅后啼哭的婴儿与尴尬狼狈的乡长；《奶妈》中，邻村母亲以乳汁弥补生母缺失的恩情；《准岳母看家》中，面对“家徒四壁”的窘迫与那句“地下有货”的应酬之语……这些细节饱含汗渍、泪痕甚至窘迫，是未经粉饰的“肉身经验”，它们因真实而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摸爬滚打的刻度。书名中“两处乡愁”正是这肉身轨迹的锚点：乾县是血脉之源，泾阳是奋斗之所，共同构成了他生命的坐标系。

然而，《一腔深情》的珍贵价值，更在于宋彦毅如何从这些沉重的肉身经验中，淬炼出照亮前路的精神之光。这并非刻意为之的哲学思辨，而是生活本身赋予的朴素智慧，是“根性”的自然升华。《准岳母看家》堪称典范：青年时的窘迫戏言“地下有货”，在岁月的沉淀与生命的体悟后，被他赋予了全新的、震撼性的内涵——“我的祖先真的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藏：耕读传家、诚信为本的家训；仁义礼智，忠善孝悌的做人本色；勤俭持家、清正廉洁的美德；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一刻的顿悟，完成了从物质匮乏到精神丰饶的惊人飞跃。他将根植于乡土伦理的价值观，从生活的矿脉中挖掘出来，使之成为对抗困厄、指引方向的明灯。这正是“根性写作”的灵魂所在——其深度非源于理论的高度，而源于生命扎根于泥土的深度与广度。

对来路的梳理，最终指向对归途的叩问。高更的永恒之问，在宋彦毅这里得到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乡土的回答。他的书写，是个人对存在根基的勘探（《母亲的土织布》里勤劳的密码，《奶妈》里无条件的爱的力量），更是对一种集体文化基因的自觉确认与承续。这种承续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在退休后，转化为了指向未来的文化实践——发起“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会”，主编《乡土泾阳》丛书，创建《鼎州文化》公众号。他带领同道深入田野，钩沉历史，讴歌新风，笔耕不辍。这部数十万字的作品集，正是他“根性”在新时代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其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乡土精神并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以在当代语境下焕发生机的活水源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源自本土的文化自信与情感动力。

在当下文坛，“无土栽培”式的写作模式并不鲜见。许多技巧娴熟、经验丰富的作家，依靠精致的叙事框架和“炉火纯青”的写作经验，将餐桌上听来的轶事、书斋里的想象，编织成看似“好看”的故事。这类作品如同温室里的花朵，色彩斑斓却缺乏大地的滋养，它们可能精致，却常常与日新月异的生活真实、与普通人的生命痛感隔着一层厚玻璃。

宋彦毅的写作，可以称之为“根性写作”，他的文字或许不够精致圆熟，甚至带着“机关公文腔调”的痕迹（如序言所言），但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泥土的气息、汗水的咸涩和生命的体温。他无需刻意“体验生活”，因为他从未离开生活的现场。他笔下的人物（如抱着婴儿上访的农妇）、故事（如尴尬却真诚的瓤饸宴请）、情感（对奶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孝养），是任何高超的写作技巧都难以凭空虚构的。它们之所以“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闪动着独有的光彩”，正是因为它们是“熟透了的生活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粗糙与生命的鲜活。这种写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朴拙的真实对抗精致的虚浮，以根系的深度弥补枝叶的繁茂，以生命的热度弥补技巧的寒凉。

《一腔深情 两处乡愁》不是一部追求文学巅峰的野心之作，而是一个农民之子在回望来路时，捧出的带着体温的生命记忆与文化思考。它不那么精致，却足够真诚；不那么高深，却足够厚重。宋彦毅以他半生的基层跋涉和晚年的文化坚守，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当书写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从肉身经验中淬炼精神，那份朴素的“根性”本身，就足以在时代的星空下，投射出属于自己的、温暖而坚定的光芒。在乾县的炊烟与泾阳的麦浪之间，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如何从乡土记忆的深处汲取力量，在平凡中向往创造，在困顿中寻求曙光，最终在回望来路中，清晰地映照出精神的去向。这便是“根性写作”最动人、也最可贵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