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与一些研究党史的“圈内人”交流。走近了，才发现，某些研究者内心的东西，非常消极。其消极程度，远胜于一般的抱怨社会者。这种消极，虽然未必会表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譬如所写文章的观点之中，但在日常言谈中，他们往往也毫不避讳或者隐藏这种情绪。这种情绪甚至也成为了专业性的另一种代名词。这种情绪源自什么呢？有人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的资料看多了。

这句话听似平常，可再品之，也有了些“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味。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抱上了这个饭碗、分享了它的荣誉，似乎更应笃定坚信一些，然而，消沉的原因竟是因为“资料看多了”，这是否说明，历史其实无法细看？历史一旦用细节还原，被人拿着显微镜去看，评判的结论似乎就会改变？譬如，很多伟大的人物，“资料多了”，便不再伟大。同理，光荣的故事，便不再光荣。于是乎，正确的选择，是否正确，就让人存疑了。当然了，有时候，对外表态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似乎还是要坚持那种正统的观点。可到了私下交流或者扪心自问的时候，结论往往是相反的。

刚开始接触这些“圈内人”的时候，他们的真实心态，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趋于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急于用他们的观点为自己换思想，生怕自己成为“宣传机器”下天真无知的黔首。这种生怕不赶趟的焦灼，让我以追逐独立思考者的名义，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更沉不下心来去研究考辩他们的观点。

直到自己需要写文章研究历史，被逼着硬着头皮开始查阅资料，我才发现，其实，资料并没有那么难查。寻找细节，也并不是什么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干的事情，有心人都可以去细究。因此，大可不必对掌握资料多的人，抱有过度的尊崇，这不过是通过一定的努力和资源渠道就能实现的事情。于是乎，再去看这些这些圈内人的文章，便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资料，恰恰并不全面，来源是有偏颇的。而拎出的一些细节，则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因此，“资料看多了”，本身并不应该导致结论的反差，细节本身也不是洪水猛兽。

真正的历史，并非“不忍细看”，而是应该可以细看，允许打着显微镜看。在细看之中，我们或许首先会发现光明下的黑暗，美好之中的瑕疵。可再多看看，仔细挖掘，似又能从这些黑暗和瑕疵中，继续挖掘出光明和美好来。光明本身，与其说是一种存在，不如说是一种趋势。趋势是由无数细节连结而成的，它是动态的，处在驳杂的斗争之中的，可也是无可争辩的、不容抹杀的。

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我并不陌生，大体的事迹也有了解。多次阅读当代散文家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从这篇解读瞿秋白的散文中，感悟这位常州革命先贤的情怀。虽然犯过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总体而言，瞿秋白的事迹仍然熠熠闪光。然而，当我第一次真正阅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文本时，尽管有着心理准备，却仍然被其中无处不在的负面心绪所震撼。

文中提到：“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这不禁使人要问：一个有贡献的知识分子有必要这样自我贬低吗？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一个革命者对于自己的工作，为什么会如此痛苦？难道是在置身敌营吗？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对于自己的组织和同志，这是一种怎样的讽刺与绝望？

一位革命者，为什么要在最后的时刻，这样剖白自己的心迹呢？看看瞿秋白的事迹：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人，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的人，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的人，大革命失败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主持了“八七会议”、力挽狂澜。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各种利诱劝降，他严词拒绝，最终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

（二）

这样的事迹与那样的心迹，仿佛完全是分离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呢？这实在让人疑惑。直到我看了一本写瞿秋白的传记，粗略地走进这位革命者心灵轨迹，才多少解开了些疑团。

阅读这本以时间为线索的传记，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来自时间维度的强烈的压迫感。瞿秋白20岁以前的生活，虽然历经家庭变故，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位正常的青少年的成长轨迹。他接受传统教育，赴京求学，结交良师益友，获得新思想。1920 年，21岁的他被派往莫斯科采访。如果放在当代，这位青年之后的生涯该是深造、回国、工作、升职、结婚、生子……伴随着职业生涯的前进，会在工作十年后初步做出些成绩，工作约二三十年后，达到事业的高峰，然后退休。只是，瞿秋白的生命轴线，在36岁就停止了，并没有那么多“然后”。从莫斯科回国后的15年，他的生命就像按下了快进键。

他加入了中共，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成为中共几份核心刊物的主编；为国共合作奔走，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战线；赶赴中央苏区；大部队长征时被留下，被捕入狱……这都是15年内发生的事情。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一批人，被历史驱赶着走上了战斗的舞台，一刻也无法停下，只有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可以不再劳碌。历史的洪流，让他必须立刻从初学者变成导师，从旧士子变成革命家，从书生变成武装暴动的领导人，没有什么喘息、实习、还让的余地。千钧重担压向了这个原本就身体孱弱的青年。而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并不擅长却无法撂挑子的复杂政治工作，冰火两重天的个人际遇，必然会让一个人内心因走过太多的路而成熟、苍老，乃至在一瞬间深感消沉、悲哀、幻灭。这些感受的产生，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早生几百年，瞿秋白完全可以做柳永那样的文人，为后世留下不朽的风月诗篇。没有人会把一位清奇才子的吟风弄月当作一种罪过，他或可为官为吏，或可浪迹天涯。然而，生在了十九世纪末，因为选择了崇高，他就注定要面对更高评判标准的垂问。百废待兴之际，所有成绩都显得渺小。重任在身之时，一点错误便可成为罪过，些许疏忽亦可酿成大错。以文人而做政治军事工作，本来已经力不能胜。领导一个稚嫩的弱小的政权，注定要多经历些曲折。而正因为不知道哪天自己就会牺牲，他燃烧着透支着自己的生命，把所有的工作尽可能地赶在前面。哪怕被支到了文坛，他也正好发挥着优势，与鲁迅珠联璧合，造就了左翼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三年”。而这些成绩的代价，则是他日益消耗的病体。在《多余的话》中，他多次提到自己要“休息”，甚至将死亡视作一种永久的休息，这显然不是一种矫情或夸张，而是他身心真实状况的自然流露。他这三十几年经历的心灵捶打，比一般人百年都要多啊！

阅读传记，另一个感受是，这位革命者，被自己的同志，或者说党内的错误路线，伤害得太深了。

追随瞿秋白闹革命的胞弟瞿景白，1929年与瞿秋白夫妇同在苏联时，受到米夫和王明的迫害而牺牲。此事对瞿秋白的打击很大，他内心悲痛，但出于共产党员的觉悟，他没有对外吐露半句怨言。而他自己，经历了职务的大起大落后，当苏区的红军开始进行长征时，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宗派团体，又将他留下“坚持斗争”，实际上则在“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深爱着一个党，为之奋斗了终身，却屡屡遭到了自己同志的抛弃与迫害，但又终究无法背叛自己的信仰，他写下自己“厌倦政治”、“不配做烈士”、“没有经过彻底的改造”，不正是这种纠结痛苦情绪的反映吗？他的眼光和标准太高了，对自己充满自责，将之解剖得体无完肤，而这是真正的勇者才敢做的。然而，哪怕处于这样的精神痛苦之中，他却并无一字对信仰、事业的亵渎，并未出卖一人。就义时，他云淡风轻。

今天的都市青年，动不动就要寻求“治愈”，无论是通过一顿美食，还是通过一次旅行。哪怕是最廉价的方式，“治愈”也是必须的。可瞿秋白这样的人，有谁去“治愈”他的心灵呢？个人少年的伤痕未及“治愈”，便要去“治愈”社会的顽疾，奋不顾身、蜡炬成灰。直到生命被剥夺前，用最后的坦白的襟怀，抖露出些深埋心底的伤痛，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英雄可以带有情绪的。然而，带有情绪的英雄，终究仍是英雄。当我有点读懂了《多余的话》，便更理解了革命的复杂、奋斗的代价。瞿秋白的一生，是从一介旧文人走出的自我革命的一生。藏在显而易见的负面心绪之下的，恰恰是一颗洁白的、向往着光明的心灵。走向光明的奋斗和心灵历程，是多么曲折艰难，乃至鲜血淋漓、痛彻心扉、精疲力竭，需要通过自我的责难与损毁来证明清白。

光明未必是一种每时每刻的状态，但它是无数痛苦和纠结最终汇总呈现的趋势。痛苦是明晰的，可趋势也是明晰的。因为痛苦的真实，我们更加看到了趋势的真实，感受到它的可贵。

（三）

瞿秋白虽然是一位悲情英雄，但他毕竟仍然跻身在改天换地的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在他身后也就十几年，新中国就诞生了。共产党人改造着自己，也改造着社会最根本的机理，因此终究改造了局面。

然而，在中国古代，在社会机理无法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很多情怀才智过人的杰出人物，戴着太多的枷锁舞蹈，无法逃脱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悲剧性更加必然。他们的功业，或在建立时就障碍重重，或很快被对手摧毁，或在时光之中被湮灭了。然而，他们正义的奋争过程，精神的挣扎与抉择，却更加久远地流传下来，成为了远超越于他们功业的精神财富。回望他们的精神历程，并冷静地发掘他们身上的光芒与尘埃，我们仍然会感慨不已。

近几年，我数次与朋友应邀到收藏家汪帮宏老师的私人博物馆“古红堂”参观。整齐码放的以瓷器为主的古代器物，每一件都诉说着一个朝代的某桩往事。当一把壶身浑圆厚重、壶头为鸡首、壶把为鸡尾、颜色黢黑、釉层丰厚的鸡首壶映入眼帘，这些特有的元素，一下子将我代入了那个黑暗无比却又闪烁着耀眼文化光芒的晋朝。那是一个天崩地裂、生灵涂炭的年代，一个阶层固化、门阀贵族当道、寒门子弟难出头的年代，一个游牧民族入侵、政权更迭不断的年代，一个人口大迁徙、佛教大兴盛的年代，一个文学艺术建树颇丰的年代。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祥瑞的德禽，且与“吉”谐音，有镇宅辟邪的寓意。它的形象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在今天看来宛如卡通形象、吉祥物的鸡首壶，可盛茶、盛酒，从西晋开始流行，到隋唐式微，以其生动神异的姿态，见证了那动荡血腥、纵横捭阖的几百年。

这鸡首壶的雍容华贵，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了西晋末年的世家子弟刘琨与祖逖。著名的成语“闻鸡起舞”，也出自这两位好朋友、好兄弟。闻鸡起舞，顾名思义，就是指听到鸡叫就起床舞剑。流传到后世，作为形容有志者勤奋努力的褒义词，它鞭策着一代代寒窗苦读的学子。在求学阶段，每当听到这个词，我都会对这两位古人由衷地敬佩，因为在每天鸡打鸣的光景，我自己是起不来床的！古人的毅力，怎么这么了得呢！出自这两位晋人的成语，还有好几个：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先吾著鞭、中流击楫。著名的典故吹笳退敌，也来自刘琨的事迹。初识这两位晋代青年，不由地对他们肃然起敬。

然而，真实的历史，比这些初浅的印象要复杂得多。查阅了史料，才知道，早年的刘琨与祖逖，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虹梁照晓日，渌水泛香莲。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垆前。花将面自许，人共影相怜。回头堪百万，价重为时年。”这首《胡姬年十五》就是刘琨少年时期的代表作。透过斐然的文采，也可以一瞥这位王孙公子浮华优越的游乐生活。刘琨祖上乃汉中山靖王，他的父亲、祖父都为朝廷高官。在这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年代，出身世家，占着了先天优势，便具备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资格。少年的刘琨，人才出众，又有英雄豪气，很快便进入了一个高端文学社交圈，这便是包含了石崇、陆机、陆云、潘安等名士在内的“二十四友”圈子。时常聚首于金谷园的“二十四友”，出发点并非纯搞文学，他们本质上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而他们攀附的对象，便是当时臭名昭著的皇后贾南风的侄子——权臣贾谧。八王之乱爆发，刘琨先后追随过司马伦、司马冏、司马虓、司马越，终因救驾有功，被封为广武侯，邑二千户。能在这些兵戎相见、水火不容的藩王之间，朝秦暮楚、几易其主，不得不说，刘琨有着很强的投机能力，也有着极好的运气。凭借其家族的声望和个人的才名，他竟一次次被宽恕，还得到重用。

相较于刘琨，祖逖在八王之乱中涉入很浅。作为范阳人的祖逖，出身没有刘琨显赫，但作为太守之子，也高于平头百姓太多了。祖逖“性豁荡、慷慨有节尚”，年少时也家乡负有盛名。他长刘琨4岁，二人是可以共被同寝的好友。然而，说起“闻鸡起舞”，深究其原意，却会发现，两位少年起初的雄心，并不在于报效祖国。《晋书.祖逖传》写道：“中夜闻荒鸡鸣，祖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庭中。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闻鸡起舞”中的鸡鸣，并不是正常的鸡鸣，而是半夜的荒鸡乱叫。在古代社会，这是国家不宁、兵祸将起的兆头。当时的西晋社会已是动乱将至、山雨欲来。已有这种预感的祖逖，想到的并不是人民的疾苦，而是来日自己与刘琨或都可成为乱世中的中原豪强。二人夜不能寐、雄心万丈，正是出于这一军阀梦想的刺激。这是才华横溢，却没有真正经历乱世的年轻人的痴念，可怕的勃勃野心中透着天真与自负。对于他们年轻时的表现，《晋书》做了犀利中肯的评价：刘琨“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实佻巧之徒欤”；祖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抑为贪乱者矣”。

很快，唯恐天下不乱的刘琨与祖逖，迎来了他们期盼的乱世。而这乱世，又绝不止于晋室兄弟阋于墙、宫廷政变，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崛起、向南杀来，中原王朝摇摇欲坠、汉人惨遭屠戮、百官渡江避祸、百姓民不聊生。这天崩地裂的乱世，竟持续了近三百年。查阅这一时期历史名人的生平，会发现不得善终的占大多数。多少风流绝代、贡献不凡的人，都草草陨命于一场兵祸、政变，生命在某个未曾意想到的时刻戛然而止。而刘琨与祖逖，也都无可避免地深深卷入战乱的洪流中。此时，经过一定历练的他们，都掌握了些权力。要真想割据一方，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了。然而，他们也都告别了青年时的轻狂，成为了坚定的爱国者。这对好友，都成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王朝的守护人。

（四）

永嘉元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来到了抗击匈奴政权的一线。来的路上，他备尝艰辛、目睹惨状，写下了《扶风歌》。眼下的景象，不再是年少胡姬的神韵，而是“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在并州，他力挽狂澜、惨淡经营，终于暂时站稳了脚跟，牵制住了敌人。一次被匈奴兵围城，精通音律的刘琨上演了胡笳退敌的绝唱。刘琨与祖逖相互砥砺，不甘落后。他说：“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接连成为后世成语的精辟辞藻，是刘琨在世时已有的，还是史家为刘琨独创的。每每读到这些饱含着精神力量的成语，那个风华绝代、独守孤城、志冲云霄的刘琨的形象就跃然纸上。

相较于刘琨受到朝廷派遣，祖逖的出征更有义勇军的意味。已然南渡的祖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在他的主动申请下，朝廷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允许他举起北伐的大旗。然而，已经元气大亏的朝廷已无物力支持他，祖逖只得到了“千人廪，布三千匹”，兵卒和粮饷都要自己筹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招募了一批志士。北渡长江时，船到中流，他感慨万端，叩击着船桨而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辞色壮烈，周围的人也纷纷感叹。“中流击楫”这一成语便由此而来。江水泠泠，壮志激越。

然而，刘琨与祖逖，毕竟不是卫青、霍去病。羸弱的祖国，动荡的王权，让他们压根就没有了坚实的后方。崇尚享乐、耽于清谈的统治阶层，脱离群众日久。需要一战时，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比起蓄谋已久、如狼似虎的游牧铁骑，总是显得单薄。

随着战局的深入，刘琨自身的弱点也暴露无遗。贵公子出身的他，“素奢豪，嗜声色”，短暂的压抑后，他的这些个性便反弹了回来；在用人方面，他“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因此，“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他任用了一名精通音律的小人，在此人的陷害下，忠良大将令狐盛被误杀。令狐盛的儿子投奔了匈奴，成为了“带路党”，匈奴长驱直入。在这次战役中，刘琨大败，他的父母都遇害了。此后的刘琨，求助联合鲜卑部族，以图共同抗敌。但在复杂的局势下，进退失据的刘琨受到了严重的猜疑，被鲜卑首领段匹磾囚禁。正当段匹磾忌惮于刘琨的威名，犹豫是否要处决他时，最后一根压垮刘琨的稻草，却是来自东晋的一只黑手。已怀篡逆之志的权臣王敦，当然希望刘琨这样的忠臣尽快消失。当王敦的特使前来，只秘会段匹磾，却不见刘琨时，刘琨便了然于自己的结局。

相较于刘琨的困窘，祖逖的战果还是好了很多。北渡后，他亦剿亦抚，收服了一批立场游移的汉人地方武装；他智退桃豹，赓续了可圈可点的兵法传奇。经过多次苦战，他终于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作为北伐军的领袖，他个人也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可就在他要乘胜继续北伐之时，朝廷却对他有了猜疑，另派人前来统军。祖逖知北伐大业不遂，忧愤成疾。

青年时代的刘琨与祖逖，能够半夜不睡觉起来舞剑，用当代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劲儿没处使、想“搞事情”的人。壮年时代，他们辗转在不同的主上手下，混迹江湖、奔忙劳碌、苟全性命，时光匆匆而过。中年时代，他们在极其艰险的形势下，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瞬时成为了国家的脊梁。他们真实的信仰，与昔日虚幻的梦想截然相反。他们力挽狂澜、披荆斩棘，方略有建树，却恍然发现，上天给自己的机会，已经要殆尽了。这对昔日闻鸡起舞的青年，都感受了灵魂深处的力不从心，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逃脱。他们虽位高权重、天下闻名，但已无能为力。

在狱中自知必死的刘琨，给自己的好友卢谌写下了绝笔诗《重赠卢谌》：“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可以说，比起情绪激烈的《扶风歌》，《重赠卢谌》的前半部分，文辞理性很多，基本都在用典。这系列名臣辅佐帝王的典故堆积，甚至给人以宋代说理诗的印象，不太像惯于直抒胸臆的魏晋南北朝诗。从这样的起笔，或可看出，狱中的刘琨，头脑清醒，异常理智。然而，从后半部分开始，奔涌的情感仍然不可抑制地从字里行间流出。“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壮志未酬的徘徊，终究在那句千古名句上划上了休止符：“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王敦的使者走后，刘琨被杀害，时年48岁。

4年后，已然心力交瘁的祖逖，看到“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术士言：“今年西北大将当死。”祖逖叹道：“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他卒于军中，时年56岁。

晋廷双星陨落。而真正的历史纷争，也才从此刻拉开帷幕，北方的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战祸连年。南方也经历着内部的权力倾轧，大族与王权博弈着，东晋亡后，又相继有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政权。北伐成为了南国人的心病和梦魇，南人的历次北伐，虽然也取得过成绩，竟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自北向南统一了全国。

若干年后去看刘琨与祖逖，对他们青年时代的“佻巧”与“贪乱”，竟觉得不需指摘。一种同情与怜悯甚至会升起。谁没有年少轻狂过？比起“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与“此乃不祐国也”的刻骨铭心的悲哀，闻鸡起舞竟显得多么可贵。彼时，他们正年轻；彼时，国家表面上尚且安宁；彼时，他们还有资格做梦。刘琨的弱点无需为之辩白，他本来就是金谷园里诗酒风流的贵族子弟。正是这些弱点，让他在几个关键节点，丧失了战略机遇，断送了部队的前程。然而，假使刘琨有着卓越的军事才干，祖逖不被剥夺军权，残败虚弱的王朝就能维护好这些地盘吗？前方就一定不会崩溃吗？站在历史的洪流中，暂时的成功与失败，也都显得渺小。

那么，这对挚友为后世留下了什么？比起战绩，或许更可贵的，竟然还是这些诗篇和故事，是奋斗的过程。当我们通过史书和诗篇还原出他们的面貌，那种爱国报国的情怀，仍旧不可遏制地从纸面奔涌而来。在时代的污浊和自身尘埃的裹挟下，那种内在的可贵精神，依然是那么势不可挡，那么熠熠生辉。有缺点的英雄，仍然是英雄。在冲向光明的过程中，他们挣扎疲惫、痛苦不堪，可这痛苦却也成为了划亮时代的火柴。他们终无力救世，但自己却成为了时代的图腾，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五）

说起北伐之痛，让国人心中最遗憾的，还不是祖逖，而是岳飞。近千年来，怀念岳飞的文艺作品有很多。当我知道有一首名叫《临安遗恨》古筝钢琴协奏曲恰是表现怀念岳飞的主题时，一开始并不十分接受这首曲子的形式。因为无论怎么讲，古筝与钢琴，从其东西方属性到迥异的音色，都不是“天生合得来”的材料。这种协奏给人的第一印象，多少有点凑排场的意味。然而，当仔细听了几遍，熟悉了乐曲的旋律后，我却深深被这首曲子打动了。旋律中表达的金戈铁马、壮志凌云、凄凉徘徊、如泣如诉、命运骤转，都是那么生动，那么引人入胜。这曲《临安遗恨》，不知不觉，竟然成了我近年来听得最多的曲子。

虽然自己听得着迷，但我并没有分享过这首乐曲，因为纯音乐之于歌曲，古筝曲之于音乐，都是十分小众的存在。会有什么人听过，或者愿意去听呢？他人会和你有着相似的审美感受吗？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友人说：“我最喜欢的古筝曲，就是《临安遗恨》，那个旋律太美了。在南京听了一次，就记住了它。主旋律里面，有两个‘3’差了八度，那种落差感，就好像描述岳飞从抗金部队最高的军事统帅，一下子沦为了死囚，那种心灵的无奈，壮志未酬，那种张力，太贴切、太感人了。这就是世界一流的旋律。”这番话确实让我吃了一惊。讲话的人，就是以采访而初识，之后又数次走访交流过的音乐人龚铭。徐州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她，是一名80后，兼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常住北京朝阳。

听了龚铭谈《临安遗恨》，我忽然感到，或许，优秀的作品，对于凡是能够走进它的人，都能够带来心灵的触动。听者与作曲者，乃至听者与听者之间，心都是相通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首曲子的作曲人，竟然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何占豪。相较于《梁祝》，《临安遗恨》显得很冷门。这种冷门，与乐曲的题材、乐器的门类、宣传的力度都有关系。然而，作曲者展现的水准，藏入曲调深处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正义的讴歌和对丑恶的鞭挞，终将被熟悉其表现形式的听者翻译出来。冷门的好作品，也照样是好作品。好的作品，从内在的品格来说，也应是趋向光明的。而好的文艺创作者，心灵也一定不能离开这种基调、这种根性。

“为什么《二泉映月》是好作品？它的作者太苦了。阿炳尝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可他把苦难化作了艺术。你听前面那两三个音，一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曲子，而是在诉说人生。这两三个音，就超越了多少花哨的曲子。”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梵高。为什么他的画作有那么浓烈的色彩？你看《向日葵》，这种植物就是向太阳而生的，在梵高笔下，它反映了太阳的颜色。你看《星空》，一般人觉得黑漆漆的星空，在画家笔下，绚烂得夸张，带着他主观的想象。生活对他太不公平了，母亲要抛弃他，他的爱情屡遭失败，作品这么好可是不被人认可，自己住进了精神病院、穷困潦倒。他不被周围的人爱，被全世界鄙弃，他很孤独，但是他依然强烈地爱着这个世界。色彩的夸张，表达的就是他内心的情感。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作品的可贵之处。”

“好的文艺作品，从创作出来到广为人知，都有一个时间差。社会的认知往往是滞后的。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艺家，生活都很艰难。像曹雪芹，最后可以说相当于是饿死的。买不起别的，只能喝粥，多么可悲。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人，可就养不活曹雪芹自己。所以像我们搞文艺，有时候出的作品并不差，但获得的回报非常有限。这种状态，还常不被人理解。很多人会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创作？你把自己的追求讲给一些只讲利益的人听，他们完全听不懂，觉得你弄这些完全没有意义。”

听龚铭聊天，常能听到这些富有启发和哲理的内容。音乐、美术与文学，作为不同的文艺类别，都是人的情感的不同形式的表达结果，凝结了人的生命体验的精华。杰出的文艺家，把毕生的辛苦化作了传世的文艺作品。他们把艰难留给了自己，把真善美的东西留给了世界。

（六）

这些品鉴，又让我想到了身边很多基层文艺工作者。一位在主流文学杂志发表过小说的老师给我讲了他“有幸”参观该杂志编辑部的体会。

“感觉挺受刺激的。杂志的档期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成捆的稿件，都是全国作者寄来的，编辑看也顾不上看。有的没看就往外扔了。也确实看不过来，想发表的人太多了，可版面太少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普通作者，要想做成一个‘文学梦’，真的很难。”听了这番话，我赶紧给一位河南的蓝领草根作者打了电话，让他不要再给某文学杂志投稿了。当我试图在电话里打消他的期待时，能感受到他强烈的失落感。然而，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梦，倒不如，让它提前破碎了，更让人省心。

这些草根作者，固然写作水平偏低的居多，大部分作品确实难登大雅之堂，但如果阿炳、梵高、曹雪芹出现在当代，化身一位家道中落、置身社会底层的作者，他们会不会也被这些杂志编辑永久地埋没呢？答案真可能是肯定的。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我不禁问那位老师，“您的作品是怎么发表的呢？”

得到的回答是：“一是要踏实写作，着力打造精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新东西。二是，要与编辑成为朋友，你的稿件质量不能低于杂志的平均水平，那么，在编辑人品可靠、说话有分量的情况下，一年后，你的稿件还排得上。”

这位老师的小说，水平确实不低，读后让人拍案。身份也很体面，年龄资历都无可争议。可就是这样，也还得先混进编辑的朋友圈。既然是成为朋友，当然不是搞权钱交易的一套了。然而，一些客套的恭维话，一些力所能及的互助，一些为了友谊的精力投入，一些有意安排的饭局，自然是不可避免了。这样的交朋友法，并不违规，客观讲，也并不令人厌恶。不提出非分条件、愿意和作者吃个家常饭、还能兑现发稿承诺的编辑，在当代，也算是有良心的了。但这样的方法，恐怕外地的草根作者，一辈子也操作不来了。他们哪懂呢？他们就算知道，又到哪去找这些编辑呢？编辑的朋友圈，能承载这么多作者吗？

这坦率的一席话，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其实早就不新鲜的真相，为了优秀文艺作品的推出，作品本身以外，还需要很多“其他功夫”。这些“其他功夫”，决定了作品能被放在什么平台，被人认可到什么程度。这些功夫，并不是说就不好，但它毕竟是文艺作品以外的一门功夫。如果作品过硬的作者，还能有些许“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机灵劲儿，当然不至于活得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然而，脑子完全消耗在文艺作品上的作者，还有多少精气神去搞社交呢？能把社交搞得如鱼得水的人，又还能坐得了冷板凳吗？文艺工作者要被迫成为公关主任、企业家、自我推销员，成为社交场上的精明伶俐人，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当然，也有作者在无数世情人情的打磨中，成为了强者。他们变得八面玲珑、百毒不侵。多年后，他们从昔日的求人者，变成了被求者。他们从被赏识者，变成了有资格评判他人的人。他们从文艺爱好者，变成了吃文艺饭的人，进而变成了坐文艺交椅、在圈内一言九鼎的人。但他们还保持着那份纯真吗？他们对当年的自己，还能有同理心吗？当自己朋友圈的成分，从昔日的底层百姓蜕变为非富即贵的高端人士，天天在名利圈中打滚，受着他人的恭维，他们还能坚守那份淳朴初心吗？

然而，这些“其他功夫”，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太多真正让人难于接受的肮脏交易，也天天在发生。这些交易捧红了作品，也毁坏了文艺的生态，异化了文艺家自身。文艺作品，在这污泥浊水的世间跌宕沉浮。好的、坏的作品都有冒出来的，也都有沉下去的。文艺家自己的故事，虽然比不上他们笔下那些主人公，可也是一部部反映世态的炎凉录了。

在龚铭的工作室里，我看到了堆了一米多高的曲谱。那都是她几周来挑灯夜战的成果。“可是，我这么努力了，也还没有火。”说完这句话，她洒脱地哈哈大笑。这句话，何尝不是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写照呢？

金字塔的塔尖，就那么小。可塔身，却是那么大。而要把无奈的、冷峻的、自嘲的笑，变成洒脱的笑，则需要一份开阔的胸怀。这份开阔是对世界的，也是对自己的。胸怀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逆境中磨练出来的。它是对自己的赏识，对现状的接纳，对他人的释怀。它是无形的，也是无价的，就像清风明月。

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前途，心里还是有数的。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自己将默默无闻、压抑一生的事实。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搞文艺创作呢？古代，艺人的地位很低。今天，文艺工作者如果既不能走进体制，又无法打开市场，文化就未必能改变命运。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有文化的穷人。我想，或许还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魅力。

创作是艰苦的，可好的文艺作品，从根性上来说，是反映光明、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的。为了彰扬这点真善美，为了传承这点文脉艺魂，为了那点饱含灵魂的文采和腔调，为了给后世留下点印记，多少人甘愿忍受创作的寂寞，承受俗世的摔打，接受清贫的考验。那点美好的东西，就是一切奋斗的源泉。

除了文艺工作者的坚守，中华文明本身，也有富有生命力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既乐观，又务实的。在古红堂，看到的诸多藏品，它们因年代和产地而风格各异。汉代的典雅庄重，魏晋的生动神异，唐代的雄浑大气，宋代的精致内敛，清代的更是异彩纷呈。一个特别的感受是，在这些瓷器里，我竟没有看到任何忧伤的元素。虽然朝代更迭、社会矛盾，带来了那么多的血腥纷争，千年瓷器必然见证了千年沧桑，可从这些瓷器自身来说，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一种最朴素的信念：把日子过好。每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人们最美好的文化想象，加上劳动者的汗水，都融入到了它的瓷器之中。或盛酒，或盛茶，或盛饭菜，或熏香，或佩戴……它们沁润着自己朝代的人间烟火，历经尘世轮回依然透着温润清欢。它是最务实的，却又承载着历代最流行的审美。

无论是在物阜民丰的盛世，还是在支离破碎的乱世，一旦到了面对现世生活的层面，人们立刻忘却所有的忧伤，放下了所有的痛苦，恩怨一边放，仇慢慢报，先把日子过好。用过日子去治愈昔日的伤痛，用过好日子去传承好先祖的文明。瓷器的流变，昭示了这种强大的市井的生命力，它就像永远吟唱的河流，绵延不绝。这种务实的乐观，仿佛一下子调和了所有的沉重、艰辛与悲壮。其实，这种在有限条件下把日子过好的能力，对生活报以强大的热爱，何尝不也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呢？那么多伟大的文明都断绝了，只有中华古文明流传了下来，与其内在的根性是有关的。

其实，爱国也好，追求正义也好，说到底，也都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好日子。普罗大众过好日子，在哪怕困苦的条件下依然热爱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趋向着光明。

作者简介：徐安琪，北京大学校友，曾任杂志社副总编辑，石景山区作协副秘书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