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往事

一

我相信宿命。

1982年秋，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祁连山麓的某中学仼教。秋天里，衰草连天，黄叶萧萧，心绪茫茫如飞蓬飘絮，不知归途。那日，从张掖西关乘辆老旧的班车，携了简单的行李，就向西南驶去。一路上，看见两边的田野上空空荡荡，偶尔冒出几株向日葵挑着金黄的花盘，独立西风，似在摇晃地老天荒的孤独。愈向南，愈感到祁连山区的冷寂、荒芜，譬如戈壁与沙滩、枯河与野地，还有冷清的村庄，褐黄的陈年草垛，飞来飞去的鸽群、叫声连绵的寒鸦……所有景物都在秋阳下呈现出一种荒寒、落寞的色彩和情调。

那一年，我的梦想是回到故乡。因为，我的父母已进入黄昏晚景，风烛残年，久卧病榻。我想找一处离双亲不远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更重要的是，我的根在那里，血脉长河中，掩藏着依恋故土的情结。不管走多远，梦里闪现的总是焉支山顶的白雪，萦绕的是窑坡山村的炊烟、雾岚、朝暾和夕照。但那个时代国家还实行分配政策，面对事业前途，个人几乎没有仼何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当第一次拿到那张巴掌大小的派遣证时，我便感到已无力改变现实中的一切。就像蒲公英的伞盖，被命运抛进天空，随风飘去。

汽车摇晃着走了两个小时，黄昏时抵达县城。我在学校报到后，便到了吃饭时间。单位一同事给我借了几张饭票，热心地带我去食堂就餐。记得那里是一个大院子，许多地方长着杂草，灰条或辣辣草之类，有一株苹果树，叶黄枝瘦，一幅憔悴的样子。学生食堂和教师食堂相连。学生都抬着铁皮水桶去打饭，吵声沸腾，很是热闹。老师不多，餐厅显得有点冷清。不过吃的却好，是又肥又嫩的民乐羊肉，每人一份，用铁丝扎起来，捞出锅便可大快朵颐。大家都蹲在门外的台阶上啃骨头，咂吸脑髓，吱吱有声，引来学生不停朝这边张望，目光中有一种充满饥饿的羡慕……

吃罢饭，我独自来到街上。夜暮已经降临，没有路灯，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照亮路边的水坑，一片浑浊迷离。中心什字，不知什么人在焚烧冥币，火光飞起，映红了几张皱纹密布的老脸。街面上，有两个醉汉在高声呼叫，像是在唱着秦腔，声调颇为恓惶。转过街角，那里有一间饭馆还未打烊，有个黑影忽然从里面窜出来，问我要不要哈拉（旱獭）肉，我吓得不敢搭腔，匆匆向单位跑去。那晚，我在学校单身宿舍的火炕上入睡，第一次梦见了县城的秋天，满山遍野都落着雪。梦境里的我，就站在几棵云杉下面，随风摇摆，像一株孤独的草。

二

我参加工作时，县城规模极小。东西南北被村庄和田野环绕、包围，是典型的村庄里的城镇。站在东山远眺，县城颇像一枚树叶，那贯穿东西的街道就是叶脉，而纵横交错的巷子则属于叶纹，至于人、屋、车可算为叶子上的斑点。造化神奇，也就是因势赋形的这么一片高地，成了人的集居之所，它冷清、安静、空阔、寂寥，市声喧嚣被高原的天风天籁过滤，有桃源的意境。

单位门前为王氏家族的故居，几十户人家散落在此，东家的厢房顶着西家的堂屋，南院的灶门依着北院的烟洞。黎明，家家生火做饭，淡蓝的炊烟从院里升起，绕着屋脊回旋，然后袅袅飘进虚空。傍晚，牛羊归家，牧童哼唱着歌谣，甩出一声响鞭，将那种天真快乐带进天际。只隔一道墙，这边是校舍、讲坛，书声琅琅；那边则有老树、野鸽，鸡鸣狗吠……学校毗连农家，文明与古风相融相合，也是县城令人怀想的一景。

县城西靠大河。大河因何得名，我不得而知，多年后，才知道它又叫洪水河，大概取其夏季暴雨倾泻，洪水泛滥之意。工作闲暇，我时常去河岸散步，踩着荒草乱石，一直朝雪山方向前进。深秋至初冬时段，河水渐趋枯涸，河床上露出很大石头，狰狞恐怖。突然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句子：一川碎石大如牛，随风满地石乱走。唐代边寒诗人都来过西北，笔下的意象阔大苍凉，读后令人陡生豪放之情。每想至此，竟恍惚觉得看见了岑夫子倚岸斗酒，长河饮马的情景，不由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那时候，河滩上有大片荒野，里面长着芨芨草、马莲、猫耳刺、狗牙花之类的植物，风吹过，发出瑟瑟之声，犹如弹奏地老天荒的琴弦。荒野上有墓地，新坟旧坟连成一片，如果遇到鬼节，这里就有人来祭祀亡灵，或烧香献供，或磕头祈祷，但仪式都简单潦草，急急来，匆匆去，仿佛在走一个过场。

草莽之间，有时还能见到早夭的婴孩，尸骸被红布裹着，就陈放在冰凉的地上，落满了尘埃和枯枝败叶，看一眼就叫人寒心。不知为什么，我常发现在死婴的身边留有枣红纸写的字条，其字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是咒语，还是谶言？颇神秘，不明就里。

记得西方有个哲学说，所谓城市，一半栖居着生命，一半逗留着亡灵。

此言极是。

三

电影院是县城最宏伟的建筑。从外面进门，有五十多级台阶，拾级而上，迎面可看到巨大水泥立柱。剧院内为穹庐顶，上嵌密密麻麻的灯泡，开映之前，电灯闪耀，一片通明。售票窗口半圆，只有碗口般大小，伏在窗台上，正好看见售票员的脸，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脸色均一律严肃、牛逼，仿佛掌握着一种比县长还了不起的权力。

第一次放映《少林寺》，可谓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我们前三天就打探到了消息，但买不到票，无奈之下，给售票员买了一包“兰州”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口袋，而得到的答复是：等下一场！最后还是通过同事在组织部的哥哥，买到两张，座位在最后一排。没有想到的是，为看一场电影，我的钱包被扒手偷了去，损失四十多元钱，几乎是一月的工资。

八十年代，我在这个电影院看过的影片计有《少林小子》、《小花》、《天云山传奇》、《知音》、《第二次握手》、《海之恋》……

县城除电影院外，还有录像厅。后者为私人管理、放映，地点设在偏远城郊，一间民房，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气味浑浊，是一个暖昧、神秘、鬼异的环境。我曾在这里看过一个片子（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偷着溜进来的。那年月，看录像的人一般是无业游民或街头混混），片名《情人》，演员是珍玛.奇和梁家辉。那个影片由杜拉斯的小说改编，内容虽有情色，但不过分。故事叙述的是段铭心刻骨的爱情，宿命，悲凉，忧伤，唯美，充满了诗样的情调。至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部经典的爱情影片。

秦剧团是县城美人云集的戏班子。每年冬日农闲，文化部门便会在南市场搭起戏台，演出秦腔，《三滴血》、《铡梅案》、《王宝钏》等折子戏悉数等场，生、末、净、旦，水袖舞寒，刀戟闪光，吚呀吼唱，一演就是几天。乡下年青人为睹当家花旦的姿容，不惜卖掉家中的粮食，凑足路费盘缠，在县城的小旅馆里住下来，看一遍不过瘾，再看第二遍第三遍……

四

改革开放伊始，县城依旧平静，波澜不惊。最早来这里的客商是温州人，摆滩修鞋，坐在街道的墙角旮旯，操弄着咔嗒咔嗒的机子，给人家的皮鞋上钉个铁掌，缝个口子，活计既忙碌又琐屑。都操着南方土话，叽叽哝哝，如同鸟语。据说温州最早就靠修鞋发家致富，几年里，从这里挣去的钱数以万计，纷纷在家乡修起了楼房。有个故事讲，他们隔三岔五便给家人寄钱，还顺便发一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人傻，钱多，快来。

街面上只有一两家卖牛肉面的饭馆，早餐时间，馆子前人头攒动，排着长龙似的队，等待吃那一碗热面。兰州牛肉面传入县城，算得上饮食行业的大事件。数千年以来，山城居民都以面食为主，但从未见过谁能把一团面拉扯得如此花稍：一细、二细、毛细、大宽、小宽、韭叶子……凡符合食客感觉、口味的拉面，均能在一两分钟内制作完成，师傅张膀扬手，一起一落，面就飞进了汤水沸腾的铁锅。待拉面煮熟，盛于大碗中，再加入一勺油泼辣子，几匙肉丁葱蒜，食客就可以大快朵颐了。牛肉面香飘十里，火爆空前。传言有个叫南丰乡的农民，秋收后卖了粮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怀揣票子进城，坐上班

车，到二十里开外的县城，美美地吃一碗兰州牛肉拉面。

这期间，地方小吃也开始出头露面，譬如羊杂碎、搓鱼子、凉粉、烧盒子、油糕……凡有特色的各式小吃，也陆续摆上了街头巷尾，最有名气的是闫家凉粉，粉滑料香，口感极妙。另外还有陆大人的醪糟汤，喝起来酸甜适中，略带酒味，颇撩人胃口。

娱乐业刚刚兴起，唱卡拉Ok，跳迪斯科。那种活动都在晚上举办，参加者为男女青年，大家穿着喇叭裤，登着高跟鞋，唱呀跳呀，一直闹腾到夜阑人静，方各自归家。当然，但凡开放，有美的东西进入，自然也会带来肮脏丑陋的风气，八十年代，县城里也有了风尘女子，青楼宴饮，娼寮歌哭，风花雪月，鸳鸯蝴蝶，这些虽有若干故事，但污染笔墨，不值一叙。

伍

那个理发屋在城北，建于何时，无考。

我只记得是二间土坯房子，外墙泥皮垂落，渍痕斑驳。里面却亮堂，一边贴着画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张。另一边挂日历，也是画，很老旧的革命样板戏剧照。不知为什么，挂历好象从未翻过，一直停留在80年的4月。

理发师傅共三位，两男一女，都年逾花甲，皱纹满面，两鬓霜白，很是沧桑的样子。老师傅们手脚麻，态度也热情、和善，所以顾客甚多，每天都有人拥在小屋里排队，等待理发。这其中也有我。

每次，我躺在那把木椅上之后，姓张的师傅就走过来，麻利地操起推子、剪刀、剃刀，一边给我剪发刮脸，一边说一些于县城有关的陈年旧事，譬如哪年遇到了干旱，百日无雨，庄稼都晒成了黄秧子；哪年又来了土匪，杀人如麻，尸体堆满城壕；哪年人挨饿，有家人的孩子被邻居偷去煮着吃了……从民国讲到解放，又从解放讲到五六十年代。县城的历史仿佛都装在他的脑袋里，被他一一道出，悲凉、曲折，令人心惊。有时，他也会絮叨一些当地趣闻，谁谁家的公公扒灰了，谁谁家的媳妇偷情了，谁谁家的毛驴生了两个骡子，谁谁家的杏树腊月里开了花，说到兴奋处，就拿着银光闪闪的剃须刀，左比一下，右晃两下，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

来理发馆剃头的老人很多，他们喜欢这里理发师的服务态度和人缘，更喜欢喧谎、扯蛋、吹牛的气氛。我时常看见有耄耋者，剃个光葫芦头，扭着脖子，叼个羊脚巴烟锅，在那间逼仄拥挤的小屋里哼唱《小寡妇上坟》、《割韭菜》、《送王哥》等小调，唱得激情四溢，老泪纵横。而那个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已经很少有人传唱了。

跟热闹的理发馆相比，圣天寺绝对又是另一种景象。

出城北，向西，过一条河，就能看见圣天寺的山门。门南为农机修造厂，门北是禅院。上世纪未，禅院刚完成修缮，进了那个月亮似的大门，眼前是还未整理好的花圃，新栽的云杉和落叶松才有人高，而铁铸的香炉也没有烟火痕迹，炉膛空空荡荡。只有一棵老杏树，虬枝盘曲，树叶婆娑，对着大雄宝殿，似在凿证寺院古远的历史。

我进入寺院，偶尔会遇到几个香客，他们来自乡下，带着的供品很少，大概只是些面桃、水果、饼干之类。总是很虔诚地爬在那个蒲团上，叩头，一遍接着一遍。有时，他们也会告诉我进香拜佛的目的，或者是求一个儿子，或是求一桩婚姻，或是禳除病灾，祈求福禄平安……真诚、实在，无怨无悔。香烧了，供品也献了，但不知在佛前许下的那个愿实现了没有？

那些年，每逢高考来临，我的一些学生都要去圣天寺拜佛，祈祷能考上大学。他们往往在上语文时逃课，一去就是半个小时，回到课堂后，个个脸色红润，目含笑意，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为这事，我也从未批评责怪过他们。因为我相信：心诚则灵。

六

县城多平房，白墙红瓦，一溜儿排开，被青苍的云杉和白杨掩映着，远看确也有几分美丽。那年月，每个单位都有高低错落的院墙，墙上新标语落着旧标语，有的用红漆书写，或行或楷，字迹清秀工整。有的则随意拿纸粘上去，风次日晒后，就成了条条绺绺，墨迹污黑，犹如伤疤。标语的内容绝大多数与政治形势有关，或传达中央指示，或歌颂改革开放，最具特色的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比如“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必须刮刮刮”之类，语句通俗、幽默、尖刻，雷人，令人过目不忘。

八十年代，国家最严格的政策就是计划生育。一般而言，无论城镇乡村，无论干部农民只要你属超生偷生者，都必须接受苛刻、严厉的处罚。那时候，最忙的就是计生员，他们负责动员育龄夫妇，响应政府号召，实行节育，所以忍辱负重，困难重重。有个笑话说，某计生员在村子宣传安全套的用法，为了让农民听明白，他将那玩艺套在拇指上比划。后来，有个村民的妻子怀上孩子，上面要求流产，他坚决不答应，还找到了那个计生员大闹一场。单位领导过问，原来那村民在实用安全套的关键当儿，竟然也套在了手指上。故事是否为人杜撰，我不得而知，但每次别人以此取笑农民的时候，我内心总有一种无比伤感、酸楚的感觉。

国家改革，百废待兴。较文革时期而言，国家法制虽然渐趋正规，但还未完全步入理性、严谨、符合人性人权的轨道。我记得那些年，过一段时间，县上就要举行一次公判大会，极隆重，也极严肃。那个日子，犯人一律五花大绑起来，脖子上挂着纸牌，上面用毛笔书写其罪名：强奸犯、鸡奸犯、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公判会场设在武装部广场，9时整，犯人由武警押送，乘卡车到达现场，那里早就用石灰划了警戒线，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

公判会要求高中学生参加。早自习结束后，我们便整理好队伍，吹着哨子，喊着口令向广场出发，按时到达。大会开始，主席台上的领导宣布纪律，一、二、三、四诸条，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但有学生仍然安静不下来，叽喳笑闹，你推我搡，仿佛是来参加一个运动会。一直到了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结果时，学生才把目光集中到那些光头犯人身上。其实，就学生而言，他们并不明白公审公判的意义，那种紧张甚至恐怖的气氛，如一阵寒风，过去就过去了。

公安部门过几年就要处绝一个要犯，杀场选在县城北面的沙河里。去看热闹的人极多，他们就站在不远的高坡上，敛声屏气，听那一声枪响。那天也是传播谣言的日子，人们就一个死刑犯，会演绎出千奇百怪的传闻。那种种似真似假的八卦故事，似乎可以写成一部书。

自九十年代后，县城里再没有枪毙过犯人。我有一年夏天经过沙河，发现那里已长满了荒草。

七

礼拜六放假，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县文化馆读书。

就一个阅览室，人极少，安静。临窗坐下来，拿一本书或杂志，在明亮的光线下慢慢细读。偶尔抬起头，目光所及，近处是农舍、牛羊、树木，再远就能望见祁连山，还有银白的雪。此景此情，使读书的感觉有了一种想象中的旷远与寥阔。

那些年，我在这里读过的书有：霍桑的《红字》、毛姆的《刀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粗略计之，大概有四千多万字。印象最深的是乔伊斯的《尤利斯库》，意识流，时空颠倒，碎片拼接。我花了近半年时间，还没有读出个头绪。如同进入宝山，搜寻万般，最后却空手而归。

除啃大部头名著之外，我也借阅一些文学杂志。《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每期必看，且书写读书笔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上分期登载，轰动一时。新到的杂志，很快被人借走，等挨到我读时，里边的纸页已开了几个天窗。因为那篇小说里有爱情故事，描写性爱的段落就被读者偷偷裁剪了，以致留下满纸的窟窿。这就是八十年代，有关男女情事、性爱，对青年人而言，还是那么新奇，那么神秘。

我在文化馆认识了吴老师和牛馆长。吴老师画画，擅长描摩中国古代侍女，笔下的侍女婀娜多姿，有古典风韵。因家庭困窘，闲暇时，吴老师也给人家画棺材，赤虎龙凤，金鸡望月，画得都是一绝。据说画好一个棺材可挣到四五十元钱，在那年代，也算不少的一笔外快了。牛馆长是领导，但为人没有官架子，极慈善。他曾带我去展览厅看文物，从石器、石祖、铜钱、瓦当，一直看到瓷碗、铁剑、水陆画，仿佛让我穿越时空，走进了一个县城的昨天、前天，触摸历史，跟遥远的古人对话。

牛馆长还喜欢给我讲盗墓贼的故事。他说，有一回他们搞文物发掘，在一汉墓里发现了一具尸骸，呈跪姿，贴近墓室出口。猜测是几个盗墓贼为争夺里边的宝物，发生了内斗，有一个人被杀了，就倒在了里面，反成了墓主人的殉葬者。他讲的那些故事，总是离奇曲折，让我第一次了解到盗墓贼的世界：幽深、神秘、恐怖、血腥……

那时候，我经常接触的还有王学斌先生。王先生本是兰州榆中人，后漂泊至此，在城南一村落了户。他极喜收藏河西宝卷，搜罗到的抄本有五六十种，有些世所罕见，可称孤本。据说某大学学者，曾跟他出版过一册宝卷，但书到他手上，却没有自己的署名，后多次询问、上访，均不了了之。面对侵权，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只好忍气吞声，归于沉默。

我到王先生家，喝茶、吃饭，待暮色四合，夜晚来临，先生就给我“唸卷”。宝卷属敦煌变文，是佛教作品，唸时，先生洗手焚香，三叩九拜，之后方从天蓝色布包里捧出一册，或《二度梅》，或《薛仁贵》，缓缓翻开来，文句字数大至一样，整齐押韵，先唸后唱，最叫人心静的就是那个接句：阿弥陀佛耶……

八

他们。两个人，一男一女。男人二十多岁，无正规名字，当地人唤作马星娃。女人四十多岁，无姓氏，有小孩们称她为“烧鸡王”，很怪诞的绰号。

两个人，都患有智障。那是一种疾病，患者因大脑缺陷，不能正常认知世界。他们的内心无人知晓，犹如被云翳遮蔽的月亮，永远只有褐黄的暗影。

从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两个男女就在县城大街上游荡，出现，消失；消失，再出现。游魂般的影子，在正常人视野里，成了一种古怪、诡异的移动风景。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流逝的时光里，男人的脸上有了刀刻般的皱纹，女人的头发也泛起零星的霜花，但他们的形象始终没有变：黑垢斑斑的面容，佝偻憔悴的躯体，褴褛肮脏的衣裤，惨淡荒芜的表情……

通常，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上，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前行。马星娃背一梱纸板，“烧鸡王”则提着塑料袋子，那里面装着垃圾食品，一块白菜皮，半瓶废弃的饮料，几颗腐烂的蕃茄……他们漫无目的走着，也许会走向某个墙角旮旯，也许会走向某个桥洞、房檐下、树荫里…

所谓“家”，就是几个烂纸箱，一堆旧绵絮，两件破大衣。不管是阴雨绵绵的夏夜，还是寒风瑟瑟的冬晚，他们都住在那里，依偎着，相伴着，躲避来自人世的炎凉。他们是朋友？是姐弟？是夫妻？没有谁说出真相，为什么要说出呢，在那两个单纯如雪的心灵世界里，只要还有梦，在梦中能看见明天的蓝天和太阳，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时候，医院里经常有婴儿患重病夭折，死者悲戚不已，手足无措，只能把婴儿的尸体交给马星娃处理。听人讲，马星娃处理这种事非常细心，他会把那具尸体装在一纸箱里，上面还要盖上报纸，用绳子一圈圈扎好，然后才扛上肩头，一直送到大河岸边，用手挖好土坑，再小心翼翼地埋进去。一个智障男人，面对刚来人间就随风凋零的生命，想到了什么，又为何这么作，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县城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烧鸡王”的身影。有人说，她死了。死了。就这两个字，算是“烧鸡王”留给人间的最后信息。

而马星娃还活着，时常出现在街道、巷子之间，瘸着条腿，晃着，蹓着，见人就咧嘴笑，笑得空茫，荒寒。

九

学校只有一台彩电，24吋，索尼牌。校长每次开会都说：咱这电视可是全县第一，日本货，大家要爱惜，别弄坏啦。口气象是叮咛，更象是煊耀。不过，在八十年代，东邻鬼子的电器就是质量好，吃香。

那时候，学校电视放在会议室里，外面套着个巨大的铁盒，白天锁着，到了晚上才打开让老师看。因为学生不上晚自习，吃罢饭，我们便早早把椅子搬进去，抢占个好位子，然后静待拿钥匙的领导来开电视。

中央台与地方台合起来只有三个频道，其中一个播新闻，一个播电视剧。最先热播的是《霍元甲》，共四十集，功夫片，打得云里雾里，煞是热闹。接着播《血疑》，日本连续剧，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荡气口肠。

《血疑》大概看了二十多集，渐近高潮的时候，电视机叫贼偷走了。没有仼何蛛丝马迹，只留下那个空荡荡的铁盒子，被撬开着，黑洞洞地对着我们。学校报案，来了几个警察，一脸无奈的样子。他们说，就在最近几晚，县城里丢失了五六台电视机，包括公安局的，也被贼偷走了。一切， 仿佛都是一个黑色幽默。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都悬在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里。恨小偷，并不是因为他偷走了电视机，而是他无端抹黑了我情感中的某种想象和回忆，使内心陡生出许多莫名的伤感与怅惘。尽管后来，我重新开完了《血疑》，并且看了两遍，但物是人非，走进中年的我，早没了青年时代的那种深情和惆怅。历经沧桑之后，对别人虚构出来的所谓爱情，往往看得比清风白云还淡。

县城里的小偷如蚊似蝇，让人防不胜防。我有一朋友，新婚之夜，便遇到了蟊贼。那个家伙乘他们熟睡之际，破窗而入，溜进卧会后，将新郎新娘的衣服洗劫一空，害得他俩第二日无法出门。更有甚者，一小偷潜入某领导家，搜箱挖柜，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只好把一瓶随手碰到的“滨河御液”给喝了，主人回来，发现他竟然四脚朝天躺在沙发上，酒酬入梦，睡得像死猪一样沉。

传外地一女贼来县城作案，以色相诱人，手段简捷有效。上钩男人，往往被骗到出租屋，给他喝几口放了迷药的茶水或饮料，等昏睡之后，乘机将其身上的财物偷走。这类案子影响极坏，后来破案没有，不得而知。我倒是见过本地一女性小偷，在其窃取商场物品之时，被售货员逮了个正着，于是就有四五个同事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耳光扇得啪啪乱响。瞬间，那小偷就有了鼻血，血淋漓而下，染红了衣裳。后经人证实，那小偷是城郊一农妇，家极贫，有嗷嗷待哺的小孩。那一天，她只是偷了一包奶粉，是打算拿回去喂自己的心肝宝贝。听罢，我内心五未杂陈。伟大的母性，可鄙的贼性，此二者，究竟该怎样取舍，评判？

十

读史料，知道县城原属月氏和匈一奴故地，先后称氐池、兰池、金山等。最有名的人就是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他是临松（今南古）南匈奴人，曾起兵金山，平定河西，建立了北凉政权。弹丸之地，留下过帝王踪迹，也是值得后人怀想的一件大事。然而，五胡乱华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远得仿佛在时光尽头，听不见北凉的风，也看不到西凉的月。山围故国，潮打空城。除了祁连雪峰，除了洪水大河，那些饮马弱水、弯弓射雕的游牧民族，什么也没有留下。未留下一座城池、一个坟丘、一枚鸣镝……

二十一世纪初，我曾随博物馆的几个朋友，在乡下搞过几次文物普查活动。去永固八卦村，考察汉墓群，站在那黑魆魆的盗洞前，扼腕长叹。面对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的冢茔，内心沉重，有崩溃感。后又往南古寻访沮渠蒙逊的遗踪，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当日西风愁云，千山暮雪，万木飘摇，此景此情，令我恍惚回到远古。幽思触怀，遂写成一篇《一个王朝的侧影》。没想到该文被南方一家杂志刊发，还获了奖。奖全不多，二百块钱，到手后就跟一帮文友买了卤肉和烧酒，一顿饕餮花个尽光。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再审视那篇长文，我忽然觉得，那些文字叙述，除了华丽和典雅外，一无是处。所谓想象与联象，可能永远无法抵达时光的远处，多么优美的文字，也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胡天八月即飞雪。胡天未变，胡雪犹飘。那是唐诗中的雪，从古及今，一落就是千年。

初秋，山城里总要下雪。而一旦雪霁，天空就开始变蓝，是那种深蓝、冰蓝、童话般的蓝，蓝得叫人陶醉、心惊，恨不得让灵魂也融入天穹，成为一缕蓝色的风，一滴蓝色的雨……

我在雪地上彳亍。从西街出发，一直走到南街。那里是邮局和车，所有的肉体和思想，都可以搭乘上属于自己的快车，通向四面八万。在邮局门口，常年游荡着一个瞎子，据说其深谙巫术，只要摸一下人的骨骼，即可断定生死祸福。曾有几个好事者，为验证瞎子的神奇预言，找他触摸手骨。瞎子一一摸捏，至最后一人，他突然停下来说：你长的是一身驴骨头，将来会遭报应。那人听罢，立马脸如土色，挤出人群，落荒而逃。原来驴骨为诬者隐语，是不赡养父母的隐晦说法。后经旁人证实，那人经常打骂爹妈，确有驴性。这个故事非我亲历，姑妄听之，姑妄言之。

我在车站附近一处空地，还时常看间祁连藏民的身影，两个人，一老一少，穿皮袍，佩腰刀玉坠。他俩就坐在地上，面前铺一块红布，上面堆放着许多藏药，熊骨、鹿茸、雪莲、冬虫草、藏红花之类。卖药材，却从不叫喊，招徕顾客，默默守在那里，若两潭沉静的高山海子。有人讲，那个老者学问很大，通佛经，还能背诵《格萨尔王传》。但我每次经过那里，从未发现他跟县城里的人有过说话或交流的场景。在历史上，祁连藏民的先祖吐蕃人，曾跟当地的土著，做卖买，通信息，粮马互市，交往密切，而现在，他们的祖先早已如影随风，去向一片迷濛。于当地居民而言，藏人的语言早成了神话，时空相同，谁也听不懂彼此的心声，唯剰石头一样的沉默。

十一

那时候，我只在战争影片里见过电话机：小匣子，黑色，有个把儿。一般放在指挥所里，战斗打响之前，往往有军官站在桌子前，握住那个把儿，使劲摇几下，然后就对着话筒大声吼叫，发号施令……

八十年代初，我来学校上班。彼时，单位只有一台电话，也带摇把儿，不过机体为枣红色，破旧却鲜亮。电话安装在门房里，用一木盒盛放，平时上锁，似有保密性质。单位有不成文规定：非领导不准随意拔打电话。

爱人在另一地方上班。有一回，家里有个急事想跟她商量，本来是打算步行去她单位告知情况，谁知走到大门前，正好遇见看门房的老人，跟他说了，他倒是爽快答应，让我打一次电话。老人用钥匙打开那个盒子，小心地把电话机抱到我跟前，催我快打，并再三叮嘱不要让领导知道此事。

我作贼似的迅速摇动那把柄，咯吱咯吱几声后，话筒里有了回应，一个女音问：喂，找谁？我赶紧答：找我媳妇。那边似停了几秒钟，暴怒：谁是你媳妇，神经病！电话嘣地挂断了，剩下的只是一串嗡嗡之声。那一刻，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脑袋仿佛被人敲了闷棍，两眼冒星，心跳不止。

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别人，怕害臊丢脸（其实，我真不会打电话）。好久以后，我才晓得那年代接打电话的流程：客人先拨通信号，说清要找的单位，再由邮局插线员转过去，待接通单位电话，这才可以联系到你要找的对家。就过程而言，麻烦、复杂，胜过古代的快马传书。我不懂其中的奥秘规则，随意呼叫，难怪人家生气，挨骂当属活该。

又过几年，学校的摇把儿电话换成了转盘拨号电话，迅疾又更换成自动程控电话，凡数变，一次比一次先进，且不再挂锁，许多办公室都装配到位，让教职工随意接打。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自从那次以后，我很少触碰单位的固定电话，生怕拨弄不好，再从话筒里无端冒出一句‘神经病’的骂语。

移动电话什么时间传入县城，已无可考。我所知道的是在手机普及之前，人们还拿过BB机和大哥大。BB机小巧，有同事常跟钥匙链挂在一处，平时就吊在裤带上，遇有电话呼叫，那玩艺儿会吱吱呀呀的响起来，其声颇像老鼠鸣叫。大哥大则厚实笨重，形状类似砖头，一般是老板才能拥用。我见过有人在街上打电话，一手插在裤兜，一手拎着大哥大，转几个圈说一句话，声音故意拔高几度，吸引别人的眼球。那时候，对土豪的评价是：腰里别着大哥大，怀里搂着红嘴丫。前者是说他用的电话时尚，后者是说他玩的女人时髦，都是有钱人的标志。

时代在发展，科技更是突飞猛进。大约在上世纪末，县城里有了电脑。我第一次跟同事去网巴，两人花了四元钱，他打游戏，我练习打字。初次按触键盘，手指拙笨如柴，怎么也戳不到那些字母，弄了半日，才鼓捣出几十个汉字，而同事也高明不到哪里，他玩的那个游戏，也只是个单机扑克牌，什么空档接龙之类。直到后来，学校配置了电脑，办了几期学习班，我渐渐有了点门道，知道了如何上网冲浪，如何用QQ聊天，如何写博客……

十二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夕阳下，校园的小径上，两个年青人手挽手向宿舍楼走去，他们的背后是满树的黄叶，是归家的蝴蝶，是淡蓝的晚风……

那个唯美而略带伤感的秋天，他们刚刚大学毕业，从省城兰州回到故土母校。一对情侶，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将黄河岸边的海誓山盟，化为一朵雪花，一片红叶，静静地泊于祁连山下。爱情与事业，即将从这里起航，没有谁怀疑，两个充满激情的三叶帆会遇到风暴巨浪，沉没在浩瀚的时光洪流之中。

他们，都当了老师。男的教化学，学生给取了一个雅号：摩尔。女的叫兰，教英语，课余闲暇，还写诗歌散文。我读过她的文章，含蓄，内敛，朴实，叙述中有一种轻轻的忧郁。最重要的是他俩为人谦和，低调，言谈举止都显出教养和儒雅，颇受领导同事的喜爱。

这之后，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买房，生子，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小家小户的日子，虽然年复一年，半凡而庸常，但他们过得有滋有味。那时候，在偏远山城，人们经常会看见一对年青夫妇，牵手散步，或行走于绿树成荫的公园，或来住在野花烂漫的河岸……摩尔和他的爱妻兰，浑身散发着一种小资情调，婉约、散淡、浪漫……

我一直想，任何悲剧的开端，总少不了喜剧的映衬，唯此，悲剧才更震撼人心，更具美学意义。婚姻如同祭台，祈福于此，可能得到神明指示，满怀皆是星座，也可能转身便要坍塌，只剩爱情废墟。

我已忘却了是哪年哪月，只记得有个下午，我上完课回家，突然发现兰抱着腿，半跪在门前的台阶上。我以为她崴了脚，赶紧上前扶了一把，想把她拉起来。兰没有动，只是抬起头，无肋地看我一眼，那一刻，我发现她已泪流满面。

又过了几天，我才从同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兰得了一种肌无力的疾病。肌无力被称为运动神经之癌，患者概率极底，但死亡概率极高。听医生讲，到目前为止，医学界还没有找到治愈此病的办法。也就是说，患上肌无力就等于判了死刑。

逾一年，兰已不能正常行走，请假休养，跟摩尔四处求医问药，结果仍是无效。再两年，兰瘫患在床，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后来，又为了财产，双方对薄公堂。法院开庭那日，我看到兰坐在轮椅上，由娘家人推着，去打那个寒彻心肝的关司。

婚姻破碎成瓦砾，爱情送进幽暗的坟墓，那些曾经的忠贞、坚守、誓言均被雨打风吹落去。成双成对的倩影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许诺呢?都成了镜花水月，都成了恍如隔世的回忆。

那个马拉松似的财产讼狱，最终结果如何，我并不清楚。我知道的情况是，摩尔辞职离开了学校，先是去甘州教书，不如意，再辗转到新疆伊犁，最后客死他乡，成了底道的孤魂野鬼。

摩尔死去不久，兰也跟着殒命。我去参加兰的葬礼，是冬日，乡村白雪茫茫。她的灵棚就搭建在一棵山楂树下，冷情，萧索。兰八九岁的孩子披着孝布，拄着丧棍，跪在雪地上，她的白发母亲高一声低一声地哭喊着女儿的名字……

两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相继离世，本应该悲剧已经落幕。殊料摩尔的老父竟怀揣炸药，将法院炸了个天翻地覆，自己当场殒命不说，还牵连了诸多无辜生命。这一事件惊天动地，成了中国当时最轰动的新闻。

我的一同事，曾经在网上发一帖子，试图将这个事件作出客观、真实地叙说。帖子逋见诸网页，就招来全国网民铺天盖地的付伐。其实，那个时代，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还有宽恕与反思，以及多元的法治视阈。

就我而言，最不愿忆及的就是与血腥和暴力。此事过去多年，让我思考最多的还是摩尔与兰的短暂人生，因为只有透过他们的生活、爱情及婚烟，才可以窥见一个人心灵的光明与黑暗，透视到人性的斑驳复杂。

2014年，我与几个同事编撰《民乐一中校史》，我负责“艺文”栏目，在收集师生文稿时，偶尔找到了兰的一篇散文，是写妈妈的，题目叫《母亲和碗》，仔细校对了一遍，再读，眼晴里就有了泪花……

十三

从前，这里是一片田野，农民种庄稼，小麦或油采，还有土豆、大蒜之类，夏日里，姹紫妍红，蝶舞蜂喧，一片田园风光。大约在1986年左右，这里建起了酒厂。名曰“滨河”。其实这里并没有河，离厂最近的应该是农家炊烟、青葱白杨以及庄稼的气息与清香。如果是冬天，厂墙四周的土地里，可以见到麦秸朵、飞来飞去的野鸽、流浪的野狗、牧羊的孩童……

那时侯，酒厂规模甚小，类似作坊。酿酒的原料多为本地小麦或玉米，制麯发酵，蒸馏勾兑都用传统方法。产量不高，但酒醇味真，入口清香，辣而不冲，绵软细腻，如同仙醪。酒从粮食中产出，有天地日月精华，故饮之可健身，可延寿。

酿酒产生糟子，或曰酒渣，有农人运回家，喂猪饲羊，种地肥田，环保、实用。酒糟堆积于露天，被阳光照着，被雨露浸着，被清风吹着，那种清香弥散于县城，氤氲出令人微醺的气息，整个天空大地均有被陶醉的感觉。窃以为酒乃神物，只有农耕文明才可以酿出其真味，一入工业时代，酒即失去其醇厚和清香，甚或变为毒物。

酒厂最早产“滨河液”，后又有了“特液”、“佳酿”、“御液”、“粮液”……整个系列，牌子有几十种之多，不可一一记述。最早的“特液”不过几元钱一瓶，而到了后来的“酒粮液”已愈千元。细算之，每杯酒均超过十元，那种价格让普通百姓只能望酒兴叹。喝名酒的不买酒，买名酒的不喝酒。一切都在贿与赂的链条上运行，美酒名酿已成败坏风气的恶魔。

我还是想回到“滨河液”的年代。

礼拜六下午，几个朋友各掏腰包，凑出二三十元钱，然后买几瓶“滨河液”，几斤卤肉，便聚在某人宿舍，围坐于热乎乎的火炕上，聊天，吹牛，闲话就着烧酒，喝得迷天糊地。有时侯，酒买了，但又没钱买肉，只好弄几个苹果罐头，或从邻家要一碟醃白菜，照样酒兴盎然。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单纯，就那么几杯酒，喝的是感情，喝的是真诚与纯朴。

进入酒场，时间一久，我也了解到当地的酒文化，打通过关，敬酒罚杯，都有学问。什么铁关、驴关、楼上楼关、风刮草帽关，什么吹拳、拍拳、卖拳等等不一而足。每一种划拳方法特点鲜明，可窥见其人的个性胸怀，或豪气干云，或激情万丈，或畏琐无赖，或胆小如鼠……尤其跟领导喝酒，酒场就会转化为会场，饮者须时刻竖起耳朵，听其训导开悟，生怕招来无端责问。一般而言，领导少有酩酊大醉之丑态，因为其输酒多被别人代喝，一场大战下来，自是不醉，且清醒如常。喝酒为领导保驾护航，也属酒文化之一。

八九十年代，县城饮酒之风，可谓空前浓烈。几乎每天，都能看见醉汉在街衢摇晃，有的喊爹骂娘，有的东窜西荡，尤如鬼魅。街上的树木，刚活过一年，就被醉汉们的酒尿，给浇洗得没了生机。两边的垃圾箱，也常常叫醉鬼们弄得东倒西歪。喝酒到如此境界，不能不叫人憎恶，痛恨。

十四

县城东有一村庄，曰保家庄。考其保姓来源，或以地邑为姓，或以官职为氏，颇复杂。有专家推测，甘肃保姓可能源自元蒙贵族王保保一族，但也无家谱族谱凿证，聊备一说，尚存疑。

不过从有关资料看，县城保氏至迟在明代就已在此地繁衍生息，可称为真正土著。几百年来，保家占据东郊一隅，或经商，或务农，几经沉浮，依旧瓜瓞绵绵，终成县城一大族。

我记得保家庄有一水潭，当地人称为涝坝。水不多，上面漂浮着一层绿垢，太阳照射，显出一种斑驳的颜色，犹如生锈的铜镜。夏天，经常看见孩子们围着水潭钓鱼，大呼小叫，胆大的竟光着屁股在水里戏嬉，浑身沾满黑泥，像一群活蹦乱跳的蛤蟆。涝坝低洼，临水处有一棵老榆，虬枝横空，树叶婆娑，被保家人称为神树。有老者言，那棵树是他们先祖所植，迄今已愈三百年之久，且树有灵性，祈祷即可禳灾祛病。我看过断枝处的年轮，实际不过百岁，致于灵性之说，疑其虚妄，不信。

临街，有保家铁匠铺。有三个工匠，一人司炉，拉风箱烧火；一人握钳，夹着铁块放在砧子上支挥；一人抡动大锤，起落如风，砸起的铁花往四下里飞溅。他们主要打制镰刀、铲子、狗铁绳之类，偶尔也为马挂掌。那些将控车的马牵来，用绳子将其绑在一木架上，然后由铁匠把打制好的掌子钉在马蹄上，以此防止马在行进中打滑。许多个夜晚，我从铁匠铺前走过，看见炉火闪着红光，光膀的师傅抡锤打铁，挥汗如雨，那摇晃不定的影子被光焰涂了靛蓝的轮廓，场景恍惚，仿佛回到遥远的古代。

保家也有屠户，以杀牛宰羊为业。年关将近，屠户便收购青海牦牛，从山里赶来数十头只多，聚于自家庄户前，进行宰杀。杀牛之前有祈告仪式，焚香拜神，把锋利的刀子浸在水盆之中，寒锋波光，恍如神的隐语。人杀牛，其行为已有罪过，那个拜神仪式，是否可算作心灵的某种救赎？

牛被屠杀，骨肉堆积如山。城里人蜂拥而至，不到半天，即销售一空。剩下牛皮，也悉数被人买去。山城有回回专收购皮货，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回蹓跶，车座上驮着牛羊皮，吆喝之声不断，招摇过市，也算一景。

我有一学生姓保，是保氏家族晚辈。我跟他师生情谊深厚，多有来往。有一回去他家，他父母用哈拉（旱獭）肉招我，当时正值鼠疫流行，卫生部门曾多次发出警告，禁止食用这种动物，我不敢动筷，谎称感冒腹泻，而学生老父则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流油。我发现他家墙壁上，四面挂着孤狸、岩羊、猞猁的皮子，那些玩艺儿被烟熏火燎之后，显出古旧苍黄的颜色，在昏暗的光线下似有张牙舞爪之势，令人恐惧。那夜，学生老父给我讲巫神赶尸的故事，说到高潮处，竟然连唱带跳起来，声振屋梁。我突然想起了消失于时光之中的游牧部落，眼前仿佛晃动着匈奴人、羌人、土蕃人、瓦剌人、鞑鞑人的影子。

每次走进保家庄， 总会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个马孔多的地方，恍然就在我的眼前，隐秘，古老，诡异……

十五

谁也不知道，这个县城里还有个作家协会。

名头很大，听起来好象是一个响当当的组织。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作家，最多也就是若干个文学青年，大家都有写作的爱好，互相抱团亲近，便成立了这么个组织。

当然，在中国的体制内，任何民间组织须符合政府规定和相关法律，否则随意搞出个这社那会的，蹦跶不了几天就会被依法取缔。县作协成立时，一切按照上面指示进行，开会，选代表，订章程，酝酿讨论，无计名投票……程序正规、严格、繁琐，好象选县长一样。其实，就那么十来个代表，大家心知肚明，选票发下去，该画圈的画圈，该打叉的打叉，不到十分钟，选举结果就出来了。

我当选为民乐县第一届作协主席。

从来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还与什么“主席”有了瓜葛。那一刻，仿佛就在梦中。我的一帮文友们却欢呼雀跃，那样子就像完成了一项伟大使命，恨不得牵着我上街游行，向全县人民作一次史无前例地煊耀。为了感谢文友，我只能自掏腰包，请大家在一个饭馆吃了一顿“炒炮”，喝了几杯黄酒，待酒足饭饱后方欣然散场。

其实，在上世纪九O年代，文学艺术已经边缘化，人们崇尚的是香车宝马、名媛豪宅的生活，物欲横流的时代，权力和金钱已攀上了金字塔顶，让万众匋匍在地，顶礼膜拜。而对舞文弄黑的人，社会上称为“文艺愤青”，或干脆叫“神经病”，充满了鄙夷与蔑视。

写作是一件丢人的事（多么悲哀啊），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去搞。往往在夜晚，待万家灯火熄灭之后，我才坐在书桌前，摊开一沓稿纸，写下一些文字，诗歌、散文、小说，都创作，但无一成就。写出的东西拿去投稿，将那个装满梦想的牛皮纸袋，作贼似地塞进邮筒，转头匆匆离开，然后就是慢长的等待。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待往往没有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等来一封退稿信，铅印文字，几句冷冰冰的套话，没有编辑的任何体温。

很少在公众场合谈论文学，怕引起别人送来的白眼。记得有一次唱酒，有个文友突然叫了我一声主席，瞬间，全场人的目光齐刷刷朝我射来，单位的一领导瞪大了眼晴，嘴角的肌肉霎时绷成了一条线。主席？谁选的主席？主席是随便叫的吗？我从他们的神情中很快读出了那种惊悚、迷惑及嘲讽，内心紧张万分，几近漰溃，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

但不管怎么说，那个作家协会都是我们文学爱好者的家园，如同荒原，虽远离红尘，寂寞孤独，但依然有野花野草，自由生长。彼时，跟作协常联系的文友有：中峰、思潮、振武、世永、真学、金花、剑丽、鸣飞、登学、如浩……十几个人，在自己家里轮流作桩，吃饭，喝酒。酒酣之后，便开始在精神世界里漫游，谈论唐诗宋词，也评说顾城、海子，涉及最多的是文学与爱情的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观点。

思潮是文联主席，有办公地点，平时主编《祁连风》杂志。我在课余闲暇，常去文联聊天、吹牛，有时也帮他们选些稿子。思潮和老薛都是热情好客，喜欢用马场青稞酒吊我的胃口，三人对酌，喝得天旋地转，方才作罢。喝高了，我们便登上楼顶，大声朗诵舒婷的《致橡树》，诗情与酒意合而为一，仿佛给我们枯燥的心灵带来了飞翔的翅膀。

那时候，中峰先生已年过花甲，他写古体诗，也创作骈赋，自己挑头创办了“海潮诗社”，但因为没有经费办刊，就到处化缘找钱，乞求赞肋，往往弄得一身疲惫，满眼无奈。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诗人的价值还不如一个乞丐。跟中峰相反，真学写诗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他曾自栩为激情诗人，夜晚灵感来袭，来不及寻找纸张，就把诗一首首默写在老婆的光背上，天明再看，尽是佳句。“妻背题诗”，一时在作协圈里被传为佳话。

九八年秋，我们组织会员赴山丹开焉支山笔会。听说，北京来了大作家，我们每人都准备好了习作，打算请高人指点，尽快提高写作水品。谁料专家太少，根本就看不过来。我们几个美女作者好不容易挤到跟前，那几个专家便匆匆离去了，连个签名也未得到。那个黄昏，我们依然坐在焉支谷里喝自己带来的烧洒，有文友醉了，把自己的文稿撕得粉碎，一把扔进河流，象凋零的花瓣，随水漂去。

十六

距我单位约二百米的地方，就是"一中什字"街道。

我参加工作时，这里是县城中心，但谈不上热闹与繁华，街上很少有汽车、摩托车之类，行人也不多，来去匆匆，一闪而过。最常见的是拉拉车，辕木间套着毛驴或骡子，摇晃着向前行驶。驾车的人斜挂在辕条上，昂首挺胸，手里抖着缰绳，嘴里哼着小曲，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夏天，偶尔也能看到从南山下来的西番，身着皮袍，骑一匹青海马，在街头溜达。最奇怪的是那些藏民喇嘛，他们一律穿暗红袈裟，手摇经轮，整天蹲在街边的墙角旮旯，叫卖一些高原藏药，计有熊掌、羚角、雪莲、藏红花等，不过买药的市民却极少，倒是患了病的一些老人，常蹲在喇嘛身边，跟他们悄声嘀咕什么，或是将头低下去，让红衣僧人拿手轻轻摸上几把，然后便欣然离去。仿佛那一摸即可祛除病痛，玄机幽深，充满了无人能解的神秘。

八十年代初，一中什字街头尚未有高大霸道的水泥建筑，四周皆是低矮的平房，农舍与公家的房子混杂，牛羊跟自行车行走，有小商小贩的叫喊，也有驴鸣狗吠、羊吔牛哞，别是一番景象。我时常站在这里眺望，望见洪水河岸和树，还有村庄、草垛、炊烟、鸽群，远处的祁连山白雪云崖，苍蓝如墨……众山之上，不再有更高的存在，唯有星座，白云，空虚，一种铭心彻骨的荒凉。

不知什么时候，这里成了祭祀鬼神的地方，每逢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腊月三十之傍晚，都有居民拿着祭品来此地焚烧冥帀，燃放香火，祭奠远逝的亡灵。西风萧萧，纸灰飞扬，火光中映现出各式人影，却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吵闹之声此起彼伏，仿佛是到了集市现场。平日里，当午夜来临之际，常有酒鬼在街心摇荡晃悠，若鬼影幢幢。有人乘着酒力攀爬单位大门，大声骂着醉话，更甚者，将路边盛放垃圾的狮头铁箱扛于肩上，满街奔跑，恍若发疯的江湖武士。当地生产滨河烧酒，味醇且烈，饮之辄醉，醉后自然洋相百出。据我朋友讲，某企业一个职工，酒酣回家，至一中什字处便开始宽衣解带，将地面当成热炕睡下去，时值寒冬，当被人发现后，他的光屁股差点冻成冰棍。还有一人醉后竟翻进食品公司院墙，冲着一堆"黑炭"洒尿，谁料那"黑炭"竟是一只狗，那家伙被一股热尿激醒，汪汪吼叫两声，猛然跃起，咬住了他的下身......

什字街西北角工会俱乐部，西南角则建有民百二部，一个规模不 大的国营商店。

工会俱乐部开着一个录像馆，专放武打片和枪战片，老板很年轻，穿喇叭裤，烫着卷发，流里流气的样子。他曾给一伙民工播放毛片，被公安逮住罚了款子，所以总是对当下不满，扬言要制作炸药，搞掉几个大盖帽。但后来却変得格外安分守纪，乐善好施，还喜欢上了佛法，跟着几个和尚吃素念经，成了一个大好人。我没有看过他放的录像，遇到闲暇，常去那个游戏室看人下象棋。记得有俩古稀老人就蹲在地上，围着个破烂的棋盘对奕，红棋子缺一"马"，拿一墨水瓶盖代替;黑棋子缺一"卒"，以一木头片代替，两人摆好棋子，先几局不声不响，赢者抚颐，呵呵而笑;败者则摸出纸烟，狠狠地抽吸几口。但棋过五局，两人的火气就上来了，双方都轮着胳膞，将棋子砸得山响，接着就嚷仗，对骂，继而踢翻棋盘，悻悻而去。他们的举动，就连傍观者我，也觉得尬尴无趣，难以释怀。不过，想不到的是，逾几日我再来，发现他俩又蹲在那里，走车摆炮，杀象叫将，其乐依旧融融。我后来知道，他们是一生的棋友，直到离世之前，还在那里下棋，对骂，互有胜败，一个不服一个。

十七

在祁连山下的这座古城，没有谁不知道三台阁。

三台阁伫立在一中校园北端。那是一座古建筑，基础为黄土夯筑的台子，周围被风雨剥饰，百孔千疮，洞穴密布。洞里是燕子老巢，每逢夏日，呢喃之声连成一片，再加有麻雀、鸽子飞来飞去，煞是热闹。据地方志载，三台阁原为玉皇庙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修建，历经百年，其它建筑已经毁圯、坍塌，唯剩那个松木构造的建筑，孤伶伶地矗立在那里，陪伴长风冷月。

我记得那个土台的二层，生长着两棵榆树(目前还在)，春日迟迟摇绿，临冬则依旧枝叶婆娑，浓阴匝地，仿佛一对情侣，在经年的季节轮回中，不弃不离，守护着一份忠贞和痴情。榆树后面还有两排相对的厢房，门上都挂着绿锈斑驳的铁锁，窗棂一概衰朽，其间蛛网摇曳，鸟粪连成白哗哗一片。透过窗口，可看见屋内的物什:铁钟、十字镐、破烂的牛皮鼓、废弃的报纸、标语牌、领袖画像......

跟几个老教师聊天，他们告诉我说，清朝末年，民乐县城兵燹匪祸不断，有土匪在三台阁上杀人，鲜血渗入墙体，殷红之色经久不褪。但我在那个土筑的高台上，并未发现什么陈旧血迹，倒是看见灰褐的青苔地衣，斑斑点点，透出些许荒寒与颓败。最真实的事件是，在文革的某个冬日，有个叫周才超的老师，蒙受不白之冤，从三台阁高墙上纵身跳下，以头触地，当场殒命。不过几十年过去，那个血色黄昏已被时光湮没，再也无人能指认出当时的惨烈现场。

上世纪末叶，三台阁尚未经过修葺、整饬，阁上瓦片脱落，梁柱衰朽，摇摇欲倾。阁前的枯草落叶一层层堆积，成了蚂蚁与甲虫栖息、游乐的家园。最奇的是，蒲公英种籽被鸟儿撒播在土墙的罅隙间，生根发芽后竟开出若干朵橙黄灿烂的花朵，星星般坠在半墙之间，叫人不得不敬畏生命的顽强。

从我住的地方走过去，沿着一条小路攀爬，即可登上那个土台子，再上一层，便到了木阁楼门前。那时候，常有学生去三台阁读语文，背单词，人影珊珊，书声琅琅，也算一景。当然也有人乘着夜幕溜到那里聊天闲扯，甚至谈情说爱。我曾多次奉领导之命，去三台阁逮早恋的学生，但连一对影儿也没碰到，倒是有一次遇见了两个躲在黑暗里亲热的野猫，它们大概听到了响动，猛地蹿了出来，吓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掉下那摇摇欲坠的危墙。

每年春天，就能发现一个老者的身影在三台阁上晃悠。那人衣衫褴褛，面容枯槁，走路却脚步利索，飒沓生风。他有时爬在木阁前烧一些纸，焚几柱香;有时站在高台上吼几声秦腔，唱词听不清楚，韵调颇为恓惶。老人见人就拉着手絮叨，说他梦见了玉皇爷爷，那个白胡子神仙的宝剑丢失了，天帝差他到玉皇阁寻找，从明朝到清朝，几百年过去了，那把剑始终没有下落。当然没人相信他的话，他姑妄言之，大家听罢，往往是哈哈一笑了之。我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年哪月，老人永远离开三台阁的，反正到了后来，在那个高耸的土台上，再也没有见到他踪影，有时候路过三台阁，我偶尔抬头，会禁不住看一眼老人曾经站立过的地方，但那里只有阁楼的影子和飞来飞去的野鸽，青苔斑驳，野草披拂，一切恍若梦境。

十八

那年月，单位上的人大多睡火炕。

火炕由土坯砌成，面上抺厚厚的泥皮。炕下盘着小砖炉，火道烟囱与炕相通，炉子点燃后，靠着烟洞的吸力循环，自然给炕面加热，火烫温暖，且不时散发出泥土与烟火交融的焦糊味，特别有乡村家居的气息。

单位分我的宿舍，是大火炕，几乎占去房子的二分之一。粗略估计，其上可供五六人睡觉。我睡在那里，只占小小一角，而余下部分就只能堆积书本与灰尘。苇席上的灰尘细若面粉，刚刚打扫不久，便又落上去。最可恶的是蛾子与大头苍蝇，它们尸骸、翅膀经常从屋顶掉下来，落到被褥上，甚至跌入我的耳朵与嘴巴，进入梦乡后，我的身体就成了昆虫安眠的坟场。

屋子的顶部糊着一层报纸，当地人称为"仰衬"。夜晚躺在炕上，透过昏黄的灯光，可以看见报纸上的标题，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丶"打倒四人帮"之类。有一次，我竟然还发现了刘宾雁的一篇报告文学，可惜只有两三段文字，其余大部分都在另一面，被浆糊粘在屋顶，什么也看不到。"仰衬"很严实，但不知何时，里面却钻进了老鼠，那些家伙白天安静，到了深夜便开始行动，足踏天花板，哗哩哗啦，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令人心惊胆颤。我曾想过好多灭鼠的办法，但收效甚微。无奈，只好拿被子蒙了头睡觉，算是掩耳躲鼠。

冬日夜长，蜷缩于炕上辗转难眠，过了夜半，好不容易等来了磕睡，没想到炉火早已熄灭，火炕变成了冰滩，连伸一下腿都感到冷气钻心。而有时候炉火又烧得太旺，等一觉醒来，脚下的被窝青烟滚滚，半截绵絮烧成了灰烬。万幸的是，人没有烧伤，只是熏黄了几个脚趾而已。

听当地老人说，我栖身的宿舍原为城壕旧址，在过去的年代，这里是掩埋死人的地方，所以阴气甚重，鬼魂纷扰，不过我住下以后，从未遇见过什么魑魅魍魉，常在眼前闪现的还是那些麻雀和鸽子，还有冬日的雪花，夏日的雨丝。最叫人难忘的是月亮，每逢三五之夜，一轮橙黄饱满的圆月就挂在三台阁上空，淡蓝色的光华照进玻璃窗，静静笼着我那古旧简陋的书桌。

我在这个单身宿舍里生活、休息，还常把学生的作业带回来，一篇一篇地批阅修改，或者伏在桌子上看书、发呆，无聊时也涂鸦一些诗歌散文，尽管很少能变成铅字，但内心尚感充实与快乐。四季中伴随着春风秋雨、日光月影，还有火炕温暖的气息，以及老鼠和麻雀的聒噪，一年又一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十九

沿着街道往东走，最显眼的单位是公安局。那院子里有几排平房，白墙红瓦，窗明几亮。几十棵老松枝柯横空，苍碧翠绿，树阴下青草披拂，望去有一种森然凝重之感。办公室后建有开守所，高墙之上盘卷着铁丝网，四角设有哨楼，时有持枪武警在上面巡逻，监视着里面的情况。但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关哪些囚犯，外人一概不知底细。当地人把看守所称为狱庄子，犯事的人一旦被抓进去，就称蹲狱庄子，颇为恐惧和神秘。我有一学生的叔父因偷鸡摸狗被逮，在那里面呆了三个月，后释放归家，别人打问其蹲监的情景，他却回答说，比家里舒坦甚多，吃得好，饭菜油水足，每周还啖一顿猪肉揪片子，一番洋洋得意的炫耀，让听者惊骇，无言以对。

看守所后面，隔一道土路，便是洪水小学，那所学校民国初称金山书院，私塾，讲学者多为当地名流。解放后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几近一千。我到县城时，校长是一个姓付的担仼，四十多岁，白净脸，高挑个儿，戴一幅近视眼镜。付校长是上海知青，会说普通话，偶尔还说阿拉什么的方言，听起来怪怪的。我跟付相识后，常去他家喧谎，谝传子，他用上海牛扎奶糖招待我，说的最多的还是故乡风物，譬如黄浦江和白帆船，再譬如大弄堂、小洋楼、海天黄昏、公园四季等，他讲着讲着就闭上眼，沉入回忆之中，一幅陶醉的样子。看来是，故乡虽遥，依然常驻他的心底，让他梦牵魂绕。

学校紧挨监狱，但丝毫未影响孩子们的心情。公安局高墙下有一处空地，种植灯盏花八角梅之类，节令至秋，一片姹紫嫣红。课外活动时候，孩子便纷纷跑到那里逮蝴蝶，捕蜜蜂，热闹异常。到了冬日，等一场大雪落下，孩子们又在那里堆雪人，打雪仗，玩的不亦乐乎。高墙将罪恶和美好的两个世界一分为二，限线分明，互不关涉，令人悟出许多关于童心童话的隐喻。

若干年后，公安局和看守所分家，看守所搬出县城，在东北郊修了监狱，而公安局也在北区建起了高大雄伟的办公大楼。那一片临街的老地方，只有新华书店还没有迁移，原址原位，承载人类精神世界的屋宇，依然在风风雨雨中守望着城市的一切。

记忆中的书店逼仄、狭小，所有的门窗面北朝阴，故尔室内光线黯淡，阴冷潮湿。那时候，书店跟其它商店一样，都采取封闭的方式进行经营。有长长的柜台摆在中间，将顾客与商品隔开，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毛贼行窃。书店里只有几个员工，女性居多。她们一般很少读书，坐在柜台内要么谝谎闲聊，要么抱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我去买书，喜欢找一个姓赵的姑娘，她热心、大方，眼尖手快，只要我说出书名，她便扭头往书架上扫视，不到几秒钟即可将那本书噌地抽出来，然后放在我的面前。赵姑娘记性好，一口气能说出几十种中外名著的名字，就连比较生僻的外国作家，她也说得头头是道。在她的推荐下，我买回了许多好书，其中有《美国小说选》、巜神曲》、《荒原》、《红字》、《全绣像三国演义》、巜说文解字》等。我在她那里买来的最后一夲书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但回家后翻阅，发现书已被人读过，书页空白处有多处钢笔写成的句子，字极潦草，仔细揣摩，那些批语又与夲书内容无关。写着的话是:刘xx，今生无缘，来世再续。刘xx，我爱你。刘xx你狗日的死去吧......似乎都是爱恨交织的情话，有些简短，有些几百字之多。那夲书里竟然还夹着一张男子一寸照片，但眼睛部分被扣成窟窿，面目十分模糊，看不清那人的真实容貌了。她，或者是他，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个人?因何要在《美的历程》上批写这么多的胡言乱语?他们是该书忠实读者吗？这些疑问，对我而言，似乎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迷团。

二十

早年，人们把照相的地方称为相馆，现在则叫作影楼。

那时候，晓东照相馆在县城东街。相馆的主人姓杨，名晓东，他本来是个农民，靠种地为生，日子过得紧巴，但喜欢鼓捣机械，后来又爱上了照相，成为县城名气很大的摄影师。

晓东照相馆临街，两间房子，一间为顾客照相，一间是暗室，专门用来洗制相片。照像的房间干净整洁，光线明亮，墙壁上挂着布景，画有山水风景，名胜建筑之类。人依着布景，或站或坐，照出来的相片上就有了青松翠柏、小桥流水，甚至还会出现天安门、长江大桥等著名景观。不过，画出的布景总是没有生机与气韵，再怎么摆弄搭配，也无法以假乱真。

照相馆的橱窗里摆放着许多照片，有单人，也有合影，都做了精致的木框，错落排布，颇见匠心。但那个时代的风气尚未完全开化，相片上的人物均表清呆滞、僵硬，神色一律严肃、拘谨、造做。当然也有例外，在众多作品中，有个老人的照片就显得特别自然、生动，相片上的人白发蓬乱，皱纹犹如刀刻，眼睛略略眯缝着，目光里似乎包含着许多东西，有淡定和平静，也有淡淡的忧悒与惆怅......

我的単位上建立人事档案，需要几张一寸照片，我去晓东相馆里拍摄，杨师傅很热情地帮我整理衣服，梳理头发，设计表情，忙前忙后半天，才把脑袋埋进相机上的一块黑布，大声喊:注意啦，注意啦，一二三!然后就听见"咔嚓”一声，这才敢出了口，心也不再慌乱。翌日，我去拿像片，谁知那上面的人物闭着眼睛，完全是睡梦的样子。杨师傅瞅着相片，连声说对不起。之后又让我坐在方凳上，连拍了几次，这一次冲洗出来，方有了最满意的结果。听杨师傅讲，照像是件劳神费力的事情，挣钱不多，有时还会引来顾客的不满。他曾给一个乡下麻脸人拍照，相片出来后，人像面部依然显出斑斑黑点，那人看罢异常恼火，质问他为何不把麻子(天花病患后，留在脸上的凹坑印痕，俗称麻子)刮掉，让脸变得光堂平展一些?仼他怎样解释，那人就是不依不饶。我觉得，照像就是为了再现形体的俊美，让丑陋消失或隐匿起来，麻脸的想法没错，只是他不懂影像科学罢了。

晓东照相馆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工艺美术社，原来为砖木结构的平顶房子，后失火再建，成为仿古式三层大厦，更名“万隆”。社内原以经营文化用品为主，纸墨笔砚，书画瓷器都有，且质量档次很高，价格也不菲。老板姓仼，爱读经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平日常练习书法，特别推崇颜体，也临王羲之的《兰亭序》，端坐在一张大木桌前写字，安静、沉稳，仿佛一块饱含思想的石头。

工艺美术社前，街道宽敞，早晚都有小商贩摆滩设点。有人卖瓜果蔬菜，有人卖针头线脑，有人卖地方小吃，有人卖烟酒杂货......改革开放初期，商品质量良莠不齐，有货真价实的东西，也有以假冒真的物品。传说:某人在此地买了一双皮鞋，刚穿两天就掉底子。某人家闹家庭纠纷，买回灭鼠药想轻生自杀，连喝五袋睡去，结果一觉醒来依旧活蹦乱跳，再喝，竟尝出那药是青稞炒面。某人计划生育，在小滩上购得一盒安全套，夫妻用时不能打开，费好大功夫套上去，却发现那玩艺儿为劣质塑料制成，到处走风漏气......

那地方我也常去，但不是为了买东西。在熙攘的人流中，坐上一个小方凳儿，仅仅是为了喝一碗陆家醪糟汤。

我认识那个摊主，姓陆，五十多岁，身高一米左右，当地人给他一个绰号:陆大人。因为矮小，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只能看见他高出炉灶的脑袋。他在那里忙乎，蹿上跳下，累得满脸都是汗水，却快乐满足，即使客人不买醪糟，只要经过摊点，他都要抬起脸来，打个招乎，或者嘿嘿笑几声。

陆大人知道我是一中老师，见我坐下就大声喊:哎哟嘿，老师来啦，今日个多坐坐，我给你往汤里加个蛋。话刚落，醪糟便端上来了，一大碗汤，里面果然浸着一个鸡，蛋清蛋黄分明，散发出淡淡的酒香。我坐下来，开始慢慢品尝，他却不再说话，转过身，呼嗒呼嗒地拉起风匣。炭火，烟尘，升起落下，瘦弱的肩胛在起伏颤动，汗水渗透了衣裳.......那一刻，我恍惚看见父亲的身影跟陆大人叠印在一起，成了一截焦黑的木头一一生活，奋斗，劳累，艰辛，卑微，无奈，痛苦，挣扎，所有这些描写农民的词汇，尘土般落在他们身上，压得他们不能呼吸。

二十一

当地人讲，民国年间，县城的城墙还没有坍塌，城门楼子上经常落满红嘴乌鸦。

我来到县城时，那些老墙和门楼已被拆除、毁弃，黄土夯筑的建筑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迹。只有那个传说还留在民间，说是每年八月十五夜晚，关老爷就会在城隍庙的遗址上现身，身披一袭白袍，扛着青龙偃月刀，巡城一周后飘然而去。故事虽荒诞不经，但透露出了人们对古城的记忆、怀想。

八十年代初，县城东门外还是大自然的世界。一个叫保家庄的村子，农舍错落，炊烟袅袅，鸽子在屋顶上呢喃，公鸡在草垛上打鸣，安谧、清净、古朴、单纯，轻闲、自由，俨然一种古村的情调。夏秋之间，田野是一片又一片油菜花，金黄犹如天堂。到了冬日，野地里又堆起麦草垛，雪落下来，白絮般盖在上面，从远处望过去，就像童话里的城堡。从城里走出来，沿着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走过去，便到了城郊外的苗圃。苗圃原来是县医院所在地，后来医院搬入县城，这里又办起了教师进修学校。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要去那个学校拜访朋友。我走过村庄，走过田塍和麦秸朵，经常会遇见山羊、黄牛、野狗，还有成群的麻雀与乌鸦，那些生灵各自占领着属于自己的天空大地，逍遙快乐，来去自由。野花烂漫，青草连天的季节，几对热恋中的情人，从县城里走来，到了我的跟前，一低头就闪了过去，然后消失在河沟之中。那个年代，城里还没有青年人浪漫的场所与气候，宽天大地，野草茫，这里正好能容纳他们的爱情。

走进教师进修学校，碰到的往往是烧酒场子。程琦，忠民，恒山，老赵，歪六斜八地坐在火炕上，就铺一张报纸，上面摆着滨河液酒瓶，一两个鹌鹑蛋罐头，没筷子，用手捏着吃。酒也懒得往杯子里斟，拿钢笔往瓶子上划几道印，标示出输家要喝的数量。几个人酒过数巡，便开始吵壤，说朦胧诗，说意识流小说，说哲学佛学，说生死爱情，说天地自然。就是不说政治，不说单位的人事和是非。那些东西太敏感，太龌龊，与高雅的文学无关，与洒脱超然无关。编年体，断代体，雲里雾里，我们一谈就是半天，大家似乎都醉了，人摇晃着，但智慧醒着。有一回，某领导跟我们豪饮，对对子打赌，赌注是一瓶白酒。他先扫视了一圈，然后拍着自己红彤彤的秃顶脑袋说：咱这是，红太阳喝烧酒面带紫光。言毕，让我们的诗人对出下一句。没想到他话音甫落，老赵就灵感迸发，大声道:你那是，黑叫驴吃青草口吐绿水。诙谐机智，对仗工稳，大家先是抿嘴，继而大笑。领导自知输了，乖乖给我们买来了一瓶绿豆大曲。

大约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县城开始扩建，一座座野兽派风格的高楼拔地而起，不断占领郊外的田野乡村。苗圃消失了，那个教师进修学校也改了名字，叫作职教中心。瓦房草地，幽深回廊，斑驳老墙，燕巢鸟窝，都在拆迁的风暴中化为乌有。只剩下若干百年云杉，托着碧翠的树冠，在睛晦晨昏、风霜雨露中摇曳，仿佛在凭吊逝去的岁月。

进修学校重建，旧貌换新颜，我那帮死党文友也星散四处，各奔东西，自此后，我很少踏进那片土地。闲暇散步，向东，走到白马什字附近，便停下脚步，绕着那个高大的水泥雕塑转几圈，看看栖落于"马头”上的蓝灰色鸽子，看看鸽子头顶的天空与云朵，折返原路，匆匆回家。

县城东什字的白马雕塑，建于何年毁于何月，我已忘却，难以作具体的回忆追述。我只记得，那匹骏健的"白马"站立在方型墩座上，三蹄腾空，一蹄踩着座基，鬛鬃飘扬作出飞翔的姿态。县城古时乃游牧民族的家园，骑马奔驰，弯弓射雕乃生活习性，故尔千年以降，土著居民，依旧有崇拜马的情结。这里建起白马雕塑，让人既可缅怀远古历史，又蕴含了奔腾千里、生生不息的时代精神。地方当政者成就此项工程，可谓深具人文情怀，用心良苦。

白马雕塑落成，有李中峰先生题赋一篇，词古意深，洋洋洒洒千言。雕塑周遭还砌成花圃，遍植梅菊兰草，蓝天丽日之下，蓓蕾绽放，蜂喧蝶舞，白马昂首，迎接朝晖晨光，遂为县城著名一景。景为人设，有景就有了人气。日复日，年复年，这里渐渐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每日早晚，都见白马雕塑下，有谝谎者，下棋者，玩牌者，打拳者，溜狗者，算卦者，读报者.......最多的是乡下进城的打工者，他们天亮就从家里出发，乘车到达县城，然后聚集于此，五个一伙，十个一群，围着雇主讨价还价，确定一天的工钱。那时候，打工者把他们的这种活动幽默地称作是:放牧白马。

   时光骎骎，大约又过了十年，东门什字再起高楼，房价陡涨，寸土寸金，白马雕塑便没了容身的地方，不久遂遭拆毁，基座被当成垃圾清除，白马的身子则被运到县城公园，弃置于杂草丛莽之间，腾空飞跃之姿已逝，沦为一个没有精气神的水泥疙瘩，再也不会有谁记起它的过去。

二十二

我跟着朋友走进那个歌舞厅。说是厅，其实只有四五十米大小，屋子逼仄、阴冷、潮湿，因为人多，空气里弥散着烟味、酒味、脚汗味、脂粉味.....各种气味相互交流、混杂，浑浊凝滞，令人窒息。

夜色掩盖了外面的一切。屋子里的窗户全部关上，且拉好了窗帘。屋项上有一个球形的灯转了起来，细碎的圆孔里射出亮光，光影洒在地上，明灭着，游弋着，跳动着，一会儿变亮，呈现出朦胧的橘黄，一会儿变暗，又飘浮起隐约的淡蓝一一我感觉面前横阵着一片海，星光倒影，迷离恍惚，如梦幻。

音乐突然响起，轰鸣如瀑，震耳欲聋。有人开始唱歌，手握话筒，昂着头，扭着屁股，歌声是吼出来的，尖锐，粗砺，狂放，荒腔走调，不堪入耳。有人起来跳交谊舞，男女相拥相依，慢三步，快四步，向前向后飘移，挪动.......跳着，舞着，猛然间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接着就谩骂争吵。那少妇挣脱男人的胳膊，蹲在地上哭诉起来，说谁谁谁是牲口，爪子(手)不安稳，摸到了她的那里......

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某个夜晚，我第一次置身于歌舞厅中，内心忐忑，慌恐不安，有一种犯罪的感觉。那时候，改革春风刚刚吹到小城，所谓领时尚之先的，是跳交谊舞，唱卡拉OK，穿喇叭裤，烫鬈鬈发等，但几乎所有的正规单位，领导都不允许青年人参予那些活动，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留长发.....给出的理由很简单: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腐朽没落，腐蚀人的灵魂。在那种背景下，作为人民教师的我，竟偷着去了暗无天日的歌舞厅，犹若不小心踩进雷区，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万幸的是我没有被领导发现，我依旧正常上课，利用课余闲暇，给学生讲北岛、舒婷、杨炼、江河，推荐他们读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甚至让学生了解西方哲学，譬如尼采、叔本华丶萨特、海德哥尔、克尔凯郭尔等。现在想来，我给学生传授这些东西，多不合时宜，有违主流意识形态。不过，那年代的偏远县城，有关形而上的思想，知之者甚少，更遑论认识与批判。有一次我上公开教学，兴之所至，便在课上引用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几句话，有个听课的领导竟然点头称是，评价甚高，夸我的课视野开阔，马列主义思想贯穿始终。他不懂尼采，张冠李戴，让我如释重负，偷着乐了几天。

  写诗，读哲学，拥抱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一个诗人或作家，理想在远方，但现实中还是一个教师，工作单调重复，生活庸常琐碎，缺乏激情和诗意。谈恋爱、结婚生子，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成了最现实的目标。有个同事给我介绍对象，女方在某乡上班，妇联干事。见面，印象不错，她问及我的工作、工资，我都老老实实回答。但她的态度很含糊，没说我们相处行还是不行。又过几日，同事捎过她话来，说是她不想跟老师处对象，第一次相亲，就这样黄了。逾一年，那女子便跟一个商店的营业员结了婚。再后来，亲戚朋友四处打探，介绍了几个，谈过几天，也都是同样结果，那个时代，老师的待遇低下，月薪几十块钱，免强养活自己，比下不如农民，比上赶不上营业员，谈恋爱处对象，困窘寒酸，多被人耻笑，直今想起，依然痛心不已。

二十三

一中老墙的东端有深深的洞穴，可以贯穿山城的四面八方。当地县志上说，此洞乃文革产物，因当时我国跟苏联关系紧张，为防备敌机轰炸，上级指示掘地挖洞，工程历时数年，耗资几十万，而结束时，防空洞的大部已经塌陷。我在学校教书，曾经跟同事偷偷钻过这个洞子。我们扒开洞门前的杂草，探身进去，一路曲径通幽，很深，也很暗，电灯照过去，依稀能分辨脚下的石头和土坷垃。愈往前走，洞子愈加狭隘逼仄，只能容一人通过。呆在里面，外面的世界仿佛远隔千里，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感觉已进入了山城的心脏，只能触摸它的血液律动。民间传说，有大户人家曾在洞穴深处埋藏过金银珠宝，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倒是回来时，意外看见了一堆麦秸，草，干净整洁，散发着淡淡的麦香，上面有人躺压过的痕迹，那里遗留着一个男人抽烟用的鹰骨烟嘴，不远处又散落着几颗墨玉圆环，疑是女性衬衣上掉落的纽扣。从现场分析，似乎有一对男女在这里出现过。那是何年何月何日？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洞子里？是为了干柴烈火的幽会，还是寻找那些子虚乌有的宝贝？多年后，那个所谓的地道被工程队一一炸毁、填平，在其上建起了一座座楼房，不久，我也成了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员。然而，当我每次走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防空洞，想起盘踞在心头的那几个疑问。于我而言，洞子已经淡出记忆，脑海里不断闪现的依旧是那堆麦秸，还有凭借想象虚构出来的一段孤独而寒凉的爱情故事。

从灵魂的方向看，最孤独的还是那座清真寺。踏上西街僻静的一处空地，远远就可以望见寺院穹庐似的屋顶，顶上装饰着宝瓶和月牙，还有一群灰色的野鸽，整日扑闪翅膀，呢喃咕咕，似在述说前尘往事。那里居住着几十户回民，头顶白布圆帽的穆斯林深居简出，很少跟外人来往。每逢礼拜，清真寺里就传出嗡嗡嘤嘤的诵经声，苍凉、厚重、悠长、悲苦，好像是拖着绵延不绝的哭腔。我跟寺院的阿訇熟悉，有着很深的交情。他是一位老者，长髯飘拂，满头银发，平时不苟言笑，眼睛里老是闪动着泪光，宛若祁连上的寒泉，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惆怅和忧郁。阿訇跟我闲聊，说的最多的还是伊斯兰教历史，讲先知的神谕，讲穆罕默德的事迹和预言。他无儿无女，家境贫寒，最大的愿望就是积累一笔财富去麦加朝圣，进入那个神秘的天房，用额头触摸先知的垫脚石。但他一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默默死去后，被信徒埋进荒原的穆斯林拱北〔即坟墓〕。我曾经不止一次去阿訇安息的地方，在夏日，那里的马兰花和野菊竞相开放，花蕊托举清露，若断肠人的泪眼，而蓬勃茂盛的芨芨草在西风中摇荡，璎珞似的草穗瑟瑟发响，仿佛为阿訇的灵魂指示方向。斯人远逝，但愿百年后他的梦幻能随着清风白云，飘向遥远的麦加…

教学闲暇，我喜欢独自外出，就沿着那条老街，毫无目的的溜达，有时在巷子边的铁匠铺前站下来，看着几个打铁的汉子抡着锤子打制镰刀、剪子、马蹄掌，听铁器在水缸里淬火，发出尖锐而痛苦的嘶叫。如果无聊，我则去那个棺材铺，蹲下来，跟老木匠寒暄几句。我觉得制作棺材的人最能看破生死。在他们娴熟麻利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木板被布满老茧的大手随意摆布，榫卯严丝合缝，那样子俨然是为活人制作一间精巧美观的房子。干活累了，便斜依在棺材旁边，拿出辛辣的旱烟，悠然地吸上几口，仿佛是回到了自家的炕头。有时又进入一家老字号酒馆，要几两卤肉，喝几口黄酒。酒馆主人是一个和善的耄耋老人，早年当过猎户，他曾经给我看过一张豹皮，是祁连雪豹，斑纹灿烂，像火焰，像铜钱，像巫师阴郁的咒符。他告诉我，自从猎杀了雪豹之后，他家就灾难不断，先后有两个儿子换上了不治之症，最终相继死去。他说话时表情凝重，脸上的皱纹纷纷收缩，让人想起历经沧桑的沟壑，而浑浊的眸子里泪光闪烁，犹如荒寒的千年雪色。

最让我留恋的是那个破旧简陋的书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澎湃，就连这偏远无名的书屋，也受到过各种文化思想的浸染。书店老板大约二十多岁年龄，女性，一年四季来往于北京和省城，头脑灵活，思维超前，她不断从外地购买各类新潮图书，然后把它们摆上自己的书架。在这个不到50平米的书屋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弗洛伊德、昆德拉、普鲁斯特、本雅明、王小波、顾准、北岛、海子等中外哲学和文学大家的著作。她的书屋开门早，打烊迟，不过前来买书的人寥寥。往往是礼拜六下午，我从学校出发，急匆匆走进书屋，坐在一个铁腿马扎上，开始一本一本地翻阅那些书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梦的解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青铜时代》、《海子诗选》……面对那些或艰涩深奥，或朦胧蕴藉的文字，我的头脑乱象纷呈，一片迷茫，仿佛是一个潜入古墓的盗贼，虽然偷得了宝物，但没有找到一颗夜明珠，为自己照亮出口。那些日子，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光顾书屋，不过，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最嗜好钻研《易经，偶尔，他会停下翻阅，挨着我坐下来，给我讲讲神秘的乾坤八卦，目光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稍停，幽幽地对我说，好人啊好人，可惜有小人作梗，注定命途多舛……书屋最忙的是每年学校放假，那时候有许多中学生起来购买复习资料，或者挤成一堆，抢夺几本韩寒的小说。那年月，韩寒先生是中学生最崇拜的文学偶像，他的名气几乎盖过所有的大师。

2000年，新世纪纪元伊始，由于城市建设拆迁，书屋倒在了隆隆的推土机下。那几乎是一个瞬间，来不及让人拍下一张照片，灰飞烟灭之后，就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了。后来这里建起了一座大楼，里面设有商场、旅馆，也有供客人消遣的发廊、洗脚房。每到夜间，彩灯闪烁，人影幢幢，一幅歌舞升平景象。自从书屋毁弃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二十四

县城西郊，有一条河静静流过。

那条河叫大河，或者叫洪水河。 我读过地方史，知道河的源头在祁连山，冰川云崖之下的清泉山涧融合汇集，一路奔涌而下，就形成了河。河属于著名的黑河水系，冬日枯瘦，一脉溪流淙淙涓涓，夏天洪水暴涨，汪洋浩荡，季节性特征十分明鲜。在县城的文化圈子里，很多人喜欢到大河的高岸上，散步、游荡、来回徘徊，凭吊或怀想逝去的远古岁月，他们经常谈论月氏、匃奴、土厥、回骷、西羌，也不停地寻觅霍去病、沮渠蒙逊、法显、隋炀帝留下的古堡废墟和城池遗址，往往是一座烽燧、一个汉墓，甚至断砖残瓦、鸣镝箭镞，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泪流满面。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写道:落雪如盐，远古的月亮，打马而来，在河的伤口，听西风吹埙......

我很少关注大河两岸的风景，漫步于乱石林立、泥沙重叠的河滩，目光总是在那些荒草野花间逡巡。我看到的是芨芨草、羊胡子、马莲、狼毒花、狗牙花、猫耳刺......那些低矮的植物大多离群索居，生长在岩石罅缝或沙洲之间，孤独却充满了生机。如果在初夏，还能见到蝴蝶，以白色凤蝶为主，间或有蛱蝶，黑翅膀，上面布满银亮斑点。当地人说，蛱蝶是鬼魂所化，来去无迹，颇为神秘。但我发现它们就栖宿在草窠中，生命很短，立秋刚过便纷纷死去，黑色的尸骸被枯草落花掩埋，然后随风飘去。

那时候，河滩上还有掏金子的农民。他们用铁锨、刚钎掘开石头，挖出二三米深的大坑，取出细沙，然后放在水里反复淘洗，据说，如果运气好，隔几天就可沙里淘得麦粒大小的金子，也可有上百元钱的收入。大河附近的农民，也有人去青海当沙娃(淘金人的称呼)，是否淘得黄金白银不得而知，但他们回来时，手扶拖拉机里藏的多是野兔哈拉(旱獭)的皮肉。为了逃避公家追查、打击，他们只能等到夜晚，在那个水泥桥墩下跟人交易。流水映着人影，烟头火光明灭，鬼鬼祟祟，窃窃私语，也是大河一景。

沿着河滩向西北走，不远处就是一个叫天乐的村子，临河，陡峭的悬崖上有许多洞窟。根据地方史志记载，洞窟里曾经绘着壁画，是北魏时的作品，极为精美，有很高的文化价值。那一年，我跟几个学生缓壁而上，走进黑魆魆的洞子，拿手电筒往四壁探照，却发现壁画已被人破坏，只有一些零星的残片挂在那里，烟熏火燎的痕迹一片斑驳。站在天罗洞口往下望去，有一片洼地野草肥茂，乌鸦群集，格外荒芜凄清。那里曾经是行刑之地，许多重犯被处决，他们最后凝视的，也许就是一朵野菊或马兰。人之将死，埋藏在内心的黑暗能否让一朵野花照亮，就不得而知了。

那个年代，每到五月前后，我们便组织学生到大河植树。师生队伍打着旗子，呼着口号开进去，浩浩荡荡，声势震天动地。然而，河滩全是砾石沙层，坚硬似铁，学生每挖一个树坑，都要用尽浑身力气，累得汗流浃背。学生爬在地上，用铁钎凿，拿双手挖，指头上拧起的血泡淤青凝紫，一个连着一个。有些女生完不成挖坑子的任务，就蹲在那里嗥啕大哭，涟涟泪水洒在石头之上，令人心酸不已。尽管这样，种下的树还是成活率极低，大河滩依旧光秃秃一片。

二十五

那时候，县城被乡村包围着。县城四周的村庄计有新丰、益民、八一、乐民、城关等。村子里建着农舍、涝池、圈棚、茅厕、菜窖、理发店、小卖部.....人家的屋顶上大多矗立着电视天线。简陋者，立一根杨木椽子，弄几根钢筋短棍，拿铁丝胡乱捆绑在一起;复杂者，则多用铝合金材料，用镙钉固定，组装整齐、科学、美观。但不论怎样捣鼓、摆置，那种人造天线都无法完整地接受信号，所以一旦打开电视，画面就会抖动、忽闪，模糊不清。我曾听当地农民抱怨说，狗日的电视尽是雪花子，看女人的脸就象看狗卵蛋，麻里麻花的。也有人干脆把天线拔了，买个vcd盒子，接到电视上放片子，有时听秦腔，有时看香港武打片子。全家老少趷蹴在炕上，喝着茯茶，嗑着瓜子，一看半宿就过去了。

走出小小县城，四面八方都有羊肠小路。路上尘土飞扬，羊咩狗吠，扑鼻而来的是泥土味、麦秸味、大蒜味、柴禾味、青草味，还有牛羊身上的腥膻味、陈年草垛和农家肥散发出的苦涩味......路边的门洞里，有孩子在玩泥巴，几个老人蹲在傍边谝闲传，笑语喧喧，一派安然恬淡之态。屋檐穿廊间，经常见灰色的鸽子飞出飞进，咕嘟咕嘟之声不绝于耳。麻雀则落在院子的白杨和云杉上，从这个枝桠跳到那个枝桠，叽叽喳喳，不知在喧闹什么。最安静的是猫，伸展四肢，卧于墙根之下，一副大梦酣酣的样子。

村庄与田地相连。平畴，高埂，厚土，沃壤，水沟纵横交错，沟畔上长满了青草，开满了野花。没有大棚薄膜，没有塑料垃圾，庄稼在干净清洁的环境里生长，麦粒饱满，土豆硕大，萝卜白胖。秋天里，在县城的街头闾尾，就有附近村民摆摊设点，买自家生产的农产品:芹菜、芫荽、红萝卜、紫皮蒜....那个年代，农村机械化程度尚低，从春种到秋收全靠人力与畜力，播种是牛拉犁铧，马拽耧耱，人跟在后面或扶犁翻地，或摇耧播种，人叫马嘶，一派繁忙景象。到了秋日，村民纷纷走进自家田地，抡起镰刀，将大片麦子割倒，再打好腰子(捆麦田的绳子)扎成捆，码成三角型小堆，待太阳晒干之后，用车拉到场院进行打碾。麦场都按在自家土地中间，平整而宽敞。打场的工序繁杂琐碎，先是将麦捆挑散摊平，晾晒半日或几个小时，接下来由马拉石磙进场，人握马缰走在中心，以此为半径转动，一圈、两圈、数百圈地碾压，当麦杆被碾成碎屑，麦粒也就脱了下来，之后将草干攒成大堆，这时候，如果有大风吹来，即可挥动木锨开始扬场，在呼呼的风里，草屑吹出很远，落在脚下的都是金黄饱满的麦粒。打场时手心去皮，眉尘掉汗，苦活累活，人们却干得舒心畅快，劳动离不开艰辛，但也带来了欢乐与幸福，生为农民，这就是宿命。

城郊农民，喜欢把墓园建在自家的田地之中。按他们的说法，人死魂灵犹在，将棺材安顿于此，就可以让祖先的魂灵守住地，看住根。冬闲时节，常有人家进行祭祖活动。在白雪茫茫的墓园傍，搭台修灶，杀猪宰羊，请来响器班子，吹琐呐，诵佛经，香火缭绕大地，纸灰飘扬半空，先人歆享牺牲，后代则吃肉喝酒，煞是热闹。那一年，城北一个农民朋友邀我去他家作客，正巧赶上他们家族祭祖，便央求我写一篇祭文，我推辞不过，草草涂鸦几段，之乎者也，文白夹杂，他读过甚为高兴，连夸我是文曲下凡云云。之后，便带我去坟地参加祭祖仪式。时过晌午，仪式结束，家族一长者便给我敬酒，说是文人上坟，后人不穷，意为我给他们的阴宅带来了文脉气运，其诚殷殷，让我不知所措。天黑，我已醉得一塌糊涂，农民朋友送我回家，还带来了一兜白面大馍，还有半个烧鸡。翌年秋，他又找到我喧谎，言谈中露出一种得意和兴奋，原来他家的坟地已被公家征用，一个坟墓买了四千块票子，祖先们的骨骸则迁往北部荒漠。人世凉薄，任祖先的灵魂怎样坚守，也挡不住后人对银子的向往。我该对他说什么好呢!

当班主任，隔三岔五要搞家访工作，有时去城里学生家，更多时去城外学生家。城外农村，学生家境普遍不好，虽吃穿不愁，但花钱用度往往捉禁见肘。但此地自古有劝学苦读之风气，娃娃们上学读书，是一家最为重要的事情，父母从不敢马虎应付，半途而废。所以，不管家庭如何拮据，如何贫寒，父母都能倾其力供娃娃们读完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我在家访中，听到的最多一句话是，精尻子念书，也没啥个丟人哩。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寡妇妈妈患上了重病，任亲朋好友怎么劝说，她就是不肯去住院治疗，临终，忽然挣扎着坐起来，拉过身边上初二的孩子，拿手往屋顶上指了指，这才静静离去。她死后，孩子从屋梁上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尽是一沓沓毛毛纸币。孩子明白了，那是妈妈留给他的秋学期学费，一共伍十元。

二十六

1980年代末期，作家柯永路的小说风靡全国。我读过他的《大气功师》，总感到那个气功世界充満了神秘与灵异，柯作家笔下的人物已经脱离了地球，成为人们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外星生灵。

就在同一时期，县城里也兴起了气功热。每天黄昏或黎明，都有几十个人聚于公园一隅，或散发气功宣传材料，或拎着录音机，听张宏堡的生命科学讲座。录音机播放之前，大家都要作出一些练功动作，两眼紧闭，双臂自然下垂，嘴里时而呼气，时而吸气，发出咝咝的声音，犹若蛇在吐弄信子，令人毛骨悚然。据说张宏堡所创"中华益智功"可以凭意念改变生命，只要按他的"学说"去苦修功夫，即可长命百岁。不过，我所知道的几个练功老人，晚年均罹患绝症，在病榻上受尽磨难，没有一个人爬过九十高龄的门槛。

我认识某学生的父亲，他自诩数次跟张大师会面，得到了气功真传，且修炼已达到很高境界。此人以看孩子为借口，经常出入学校。有一次来我们办公室，屁股尚未坐稳，便向我们宣传气功理论，什么大周天小周天，什么真气元气，说得云里雾里，玄机重重。有个老师询问他自己的气功水平如何，他略加思考后，欣然答道:可以驱动意识，隔空取物。大家不信，让他现场演示，凭意识取出一支锁在抽屉里的钢笔。他先是答应可以一试，闭眼冥想，似在运功，但几分钟过去后，却又喃喃说，昨夜跟老婆做了那事，气场不足，不能取得东西。大家窃笑，嘲笑他是牛逼大王。他满脸尴尬，但仍不服气，声言过几天隔空弄回个漂亮女人，让我们开开眼界。这回大家又笑，大笑，有人竟笑得捂住了肚子。眼看谎言被揭穿，他只好起身，咕哝了一句，然后悻悻离去。

逾一年，张宏堡精心修筑的气功魔幻大厦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上面发文，明令禁止"中华益智功"，并将其列为邪教之类，张逃往美国，不久罹车祸身亡。大师殒命天涯，远在万里之遥的气功迷门也纷纷凋零，随风而逝，去向不明。

那年月，我生活工作的这座小城，总觉得跟巜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有类似的地方:荒远、冷清、孤寂，有一种神异隐秘的氛围与情调。

我记得有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去操场卫生间，我在那里碰到两个同事，他们正在头对头交流着什么，声音压得很底，神情颇为怪异。过一会儿，他们很快离开厕所，从一溜白杨树那边绕过去，消失在三台阁的土墙北面。后来我去给学生辅导作业，整个夜晚再没见他俩的影子。翌日下午，有人悄悄告诉我，那两个人发大财了，说是他们在三台阁下面的洞子里发现了元宝，一共四个，都是白银做的，闪闪亮亮的，放在嘴边一吹，还能发出嗡嗡叫声。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也不知谁将这件事说了出去，刚过一天，老师拾元宝的消息就在校园传得沸沸扬扬。直到这时，那两人才站出来还原事情经过。据他们说，在那个白天，他俩确实发现了四个元宝，因为怕被人看见，只好等到晚上去拿，而当晚上走进洞子的时候，东西却不见了，那里放着一堆马蹄铁。为了求得真相，我和几个同还到现场侦察了一番，果如他们所言，洞子里只有马蹄铁，大概时间久太久远了，铁已腐朽，上面长满了绿锈。

还有更奇异的事情。那年五月，县城里的杨树刚刚抽出叶片，有好事者传言，城南某家盖房，有人在挖土筑墙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太岁。我查过有关资料，知道太岁不过是一种菌类，与灵芝相似，不过此物多生长于高地、山野，罕见在田地里出现。那人在自家门前捣腾出这么个宝贝，可算一大奇闻。但想不到的是，当几个记者去调查、采访时，那人从蛇皮袋里抖出来的，竟是一只破破烂烂的黑釉瓷罐。后又有两则传闻，一是说，那个太岁被他们全家煮着吃了;二是说那太岁卖给了青海藏民，交易的钱可值一头牦牛。

银元。马蹄铁。太岁。烂瓷罐。这些东西互不相干，又有隐秘联系，仿佛都陷在人性的迷雾之中，被什么东西遮蔽着，亦真亦幻，来去不明。

二十七

县城的公园竣工于本世纪初叶。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其间有乱坟，也有小块田地。后来又建起粉丝厂和铬盐厂，黄烟黑雾，污水横流。行人步行西街，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再往后，政府为改善民生，便筹划修建公园。公园工程浩大繁杂，诸如筹款征地、拆迁移民等等，问题成堆，麻烦不断。不过，彼时人心尚未被欲望完全熏染，对金钱的渴求不致于无法无天，官家凭借集体智慧，经过多方协调，施工得以顺利进行，逾两年，工程告竣。

新建的公园有仿古式山门，明清风格，其上"民乐公园"四字匾额为李江先生题写。门内柱上的楹联出自王梦洲先生之手，其内容是:民情民俗民生民意民为邦本，乐天乐地乐山乐水乐在其中。联语镶嵌"民乐"二字，构思巧妙，意味深长。进门后小广场两侧摆布着十二生肖石雕，个个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迎门影壁上刻着一组浮雕，主题是民乐历史，霍去病、沮渠蒙逊、隋炀帝等，但凡与夲地有瓜葛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都一一再现其中，从古至今，叙述宏大。民乐文人特看重沮渠蒙逊，因其发迹于临松薤谷，在金山横戈起兵，征战河西教年，最终成北凉雄主，加之其饱学儒典，天赋异秉，皇业昭彰，故尔备受人们推崇。但对大多市民而言，其人其事早已远在天边，恍若埋于烟尘之中的断瓦残砖，即使翻拣磨洗，也无法再重温那些冰凉的前朝旧梦。二十一世纪的今年，能知晓"沮渠蒙逊"四个字读音的人，已属寥寥。

亭台、游廊、阁楼、水榭、拱桥都相继落成，又辟开空地，建造人工湖泊，堆砌假山。树木多植云杉和白杨，也从其它地方移来一些垂柳、榆树、杏树等，一并栽于草坪两侧。弱苗小树，几年之后便已亭亭如盖了。四季里，只要我步入公园，就会立于临湖的一棵槐树之下，凝视她的影子倒影入水，跟清清的涟漪一同摇荡。春日的嫩枝，秋天的黄叶，冬日的雪花，都从她的冠顶上落下，落在我的肩头，惊起我内心的波澜。站到那里，我常常会想到时间，想到岁月，树活千年，其枝柯依旧繁茂，傲视苍穹，而人呢，匆匆几十年便走完一生，如同一片叶子在秋风中凋落，然后化为尘土，无影无踪。人与树相比，不过是蛆虫蚂蚁而已。

在公园游荡、漫步，我喜欢看那些文人墨客留下的彩绘、书法、诗词、对联。民乐鲜闻有什么名人大家，那些作品大多是草根作者所写、所画。但因为是草根，也就随意、率性，反而接地气，有泥土味。游遍公园，可能就是镌在游廊墙壁上的《民乐赋》最为有名。巜民乐赋》的作者是李中峰先生，书者是韩正卿先生。前者为当地作家，擅写诗词风赋，古文造诣深厚，其文笔高古雅致，堪称地方名流。后者原为民乐县委书记，在仼上带领百姓修水库，平条田，种树木，其留下的业绩直今惠泽民生，堪称造福一方的青天父母。韩先生官至省政协副主席，退休后依旧心系民乐，牵挂庶黎，可谓德性崇伟。那一年，韩正卿先生来民乐，到我在一中视察，临走时，校领导让他题词留念，他沉吟片刻，欣然命笔，写下了"祝民乐一中越办越攒劲"的条幅。十几年过去，韩正卿先生已作古，中峰先生亦年过耄耋，白发皤然，面对他们留下的诗文墨迹，不禁感慨无限，思之怅怅。

    公园偏居县城西端，游人少，环境清静。早晨或黄昏，有散步者，练拳者，耍剑者，溜狗者，但都轻手轻脚，从不喧闹、聒噪。唯鸟多，它们是麻雀、喜鹊、鸽子、乌鸦等，鸟说着鸟话，也可能是民乐方言，但人听不懂。不过它们没有官位，没有作报告吹牛的习惯，就一盘散沙，或飞或落，自由自在地叫人羡慕。公园林荫密匝，曲径通幽，却不见谈情说爱的青年，有人说是这地方过于冷寂，树木草坪之间常见野狗野猫出没，绿眼幽幽，让情侣心惊胆战，望而却步。另一种说法是，日落西山后，湿气上升，冷风瑟瑟，即使怀抱美女，心跳提速，也难耐那份冷清和寒意。这些都属笑谈，姑妄言之。

我以为，民乐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居祁连山之下，天高地迥，仰头可望雪峰，俯首即见老河，云杉拂胸，白雪澡心，常游此地，可让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宏阔、辽远。

二十八

早些年，县城西门外有体育场。那是一座椭圆形建筑，周围以砖石相砌，座席是水泥台子，简陋、粗糙，且上面布满了尘土鸟屎，让人无法落座。中央只有一篮球场，也是坑洼不平，天雨天雪，污水满地，泥泞不堪。因种种缘由，体育场只试用了一年，便叫停一切活动，接下来便闲置在那里，空空荡荡的场子，不见人迹，只有猫狗在里面追逐、奔跑，叫声此起彼伏，不久遂遭废弃。

后来，体育场成了交易牲畜的地方，民乐人称之为驴马市场。

说是驴马市场，其实交易最多的是猪崽。民乐地处祁连山北麓，昼暧夜凉，温差大，日照长，加之草肥水冽，饲料绿色环保，产出的猪崽个头修长，壮硕健康，在河西三地自古就颇有名气。我参加工作后，每逢冬春时节，老家亲戚便来这里买猪崽，他们谓之捉猪娃子。我记得一般在太阳升起老高之后，乡下的农民就赶着拉拉车，慢悠悠地走进县城，但不着急做卖买，而是把驴车停在路边，进到饭馆里吃一碗牛肉面，再趷蹴在那里咂几口水烟，这才往那个市场里走。有一次，我跟老家亲戚在那里等好久，终于看见猪崽了，但问过几家，他们都不愿出货，说是要等着涨价。至到晌午，我们才把猪崽买到手，谁知刚要离开，卖主又变卦了，硬是拽着装猪崽的蛇皮袋子，不肯松手，让我们再加几块钱，理由是他的拉拉车坏了，要修补车轱辘，还要给毛驴喂饲料等等。我们纠缠不过他，只能乖乖就范，又给他加了五元钱，这才完成最终交易。那时候，大肉价格往往大起大落，生猪价格也随之波动，一只猪崽有年涨到一百多元，有年则跌落到十元不到。最便宜的年份，县城的饭馆里都有烤乳猪的美食，一只猪崽装满大盘，色泽金黄，嚼之酥软，食者云集。我曾跟同事搭平伙(即AA制)，吃过几次烤孺猪，最后一次听店老板煊耀厨艺，言其从不杀猪娃子，而是将它们逮来活煮，煮熟后再烤，那样味道绝佳。他吹得天花坠，我却食欲全无，不想再动一回筷子。自此后，每当别人再谈起烤乳猪，我总是在恍惚中看到许多黑黝黝的生灵，抬着可怜的眼，朝我疑望......

驴马市场除进行畜禽交易外，也有人做其它生意。譬如卖芨芨草筐、笸子、席巴、木杈铁锨、拴狗的链绳等，都占居着一隅地方，顾客少，颇冷清。只有一个老汉的生意红火之极，让别人看着生出羡慕和嫉妒。那些日子，老汉每天牵着一匹公马为人家的毛驴配种。民乐乡下畜养牲口，驴马较多，但骡子希罕，且贵重值钱，所以养马配种的行当就特别吃香。从早晨开始，就有人把自家母驴牵回来，看见老汉，又是递纸烟，又是送水果，谦卑得就象见了皇帝。老汉呢，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板着脸，冲那匹公马说，你问它嘛，你问它嘛。公马似乎深谙老汉的心理，面对那么多情侣，不动心，不发骚，把头扬得很高，仿佛一个骄傲的王子。偏偏老汉又要提价，由原来配一次十元提高到十五元，还要外加二个鸡蛋。大家不答应，老汉就嚷壤说，马做那事也累得慌哩，要不你们来试试!就这话，呛得那些人恼也不是，笑也不是。

我听人说，那个老汉依靠公马配种，赚来许多票子，建起了瓦房，买上了摩托人，日子过得光鲜滋润。孰料天有不测风云，那匹马后来竟让贼偷走了，再也没有找到。

二十九

多年后，我编写《民乐一中校史》，有一次查阅档案，发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是学校篮球队的合影，背影有房子和树，可看出远方的祁连山，白云卧崖，雪峰隐隐。上面的人都穿着篮球服，昂首挺胸，面带微笑，他们是任国尧、邓昭、张茂林、马长祥、杨自江、张福......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97年，那一年，学校的篮球队正好三连冠。

民乐人喜欢打篮球。据老球迷讲，民乐的篮球远动可追溯到上世纪六十代年，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每年也进行篮球比赛。那时候，民乐遇到空前未有的饥荒，浮肿病蔓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比赛期间，打球的小伙子饿着肚子跑，在球场上溜上几个来回，便一头栽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一回打冠亚军决赛，中场休息之后，裁判员发现篮球不见了影子，大家找半天，也没找出个结果，组委会只好延迟比赛，到附近商店里买来个新的再打。过几天有人举报，说是那个猪皮制作的篮球，被某一店员偷去，放进炕洞里烧着吃了。饥饿岁月，一个臭烘烘的皮蛋子，就这样成了他的盘中美餐。

   我参加工作后，已是改革开放时代，县城里人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变，穿件囫囵衣裳，吃顿猪肉揪片面已不成问题。物质生活渐趋好转，文娱活动也多了起来，人们在工作闲暇，聚在一处，吼几折秦腔，唱一会卡拉OK，也有人打门球、羽毛球、乒乓球。不过，人们最喜爱的还是篮球运动。那时候，村子、乡镇、县上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篮球代表队，虽然水平一般，但拉出来搞个比赛还是差强人意的。不需要球星，只要你身体强壮，能跑善跳，把那个皮球扔到篮筐里，或者防守夲事高，拼死拼活跟对方纠缠，甚至把人家的主力掀翻摁倒，都会招来掌声和喝彩。

县城的球赛从四月底开始，到五一前后进入决赛阶段，好戏连台，高潮迭起。比赛就安排在老电影院门前，水泥地板，虽平坦却闪着白哗哗的贼光。四面也没看台，抢先来到的观众，便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或随手捞一块砖头，四平八稳地座下来。后来者只能一圈一圈地站着，掂起脚，伸长脖子往里瞅。有小伙子拼命往里挤，想加个塞子，偏偏撞到了女人身体，于是招来骂声:耍流氓啊，找死啊......小伙子也不依不饶:老子的x还在裤裆里睡呢，咋个耍流氓啊。女子又骂:你掏出来呀，掏出来呀，羞死个你妈.......都用脏话互怼，眼看就要撕扯在一起，跟前的观众里，不知谁大声说道，还嚷个啥，快看吧，裁判员挑球啦。一句话浇灭了骂仗人的怒火，他们立马闭住嘴，将目光转移到球场上了。

挑球。开球。运球。抢断。阻挡。犯规。违例。罚球。三步上篮。两分投中......一场比赛很快到了尾声，计分却未拉开，球迷们的心便悬到了嗓子眼上，纷纷扯开喉咙，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呐喊，喊声震天，此起彼伏。也有人着急了，认为刚才的一次犯规判错了，三分给吹成二分了，就站在边线上吼裁判员，骂他们水平烂，眼窝里进了屎，猪油蒙了心，都是很难听的方言土语。裁判员却镇定自若，该判的判，该罚的罚，嘴里的哨子吹得山响。很快，第一场结束了，球场复归平静。球迷起身，抽根纸烟，活动下筋骨，又座着不动了，因为下一场的运动员已经在做准备活动，又有精彩的球赛即将开始。

经过五六天比赛，进入半决赛的球队剩下四支，它们是:一中、洪水乡、县政府、医药公司。一中对县政府的那一场比赛，打得紧张激烈，终场平分，又加时五分钟，最后由马长祥扔进一个三分球，超出一分险胜对方。决赛的对手是洪水乡队，技术高超，球风剽悍，不可小觑。开打之前，学校一把手领导，亲自把球员和我们几个铁杆球迷，叫到街什字卤肉馆吃饭，特意弄了几盘猪头肉加炒肚块，让大家美美吃了一顿。为了准备次日的比赛，校长还下了军令状:比赛期间，不准喝酒，不准迟到早退，不准跟媳妇同床.......

那场比赛，我们的球队最终取得了冠军。在比赛中，杨自江老师表现尤为抢眼，他连突带投，加上精准的三分球，一个人就得了二十多分。据后来同事传言，就因为他球艺精湛，赢得了县城一姑娘的芳心，最终结为伉俪。可惜的是，杨老师刚人到中年，便遭遇沉疴，离开了人世，想来，令人痛心不已。

三十

县医院从城外搬到城内，不久便建起了自家的高楼。楼房东西摆布，门窗向阳。站在住院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四季的背影:春天碧绿田苗，夏天金黄菜花，秋天滚滚麦浪，冬天皑皑白雪。患者住院，可养病，亦可赏景，心情大好。

除非大病，开刀手术之类，乡里人极少来住院治疗。一般头病脑热、腹泻咳嗽的小病，来医院让大夫开个药方，或打几针就走了。农民的说法是，吃五谷生百病，抗几天就过去，生下的驴命，苦死也就罢球了。实际上是他们经济困窘，一年在土里刨吃食，弄不上钱，哪敢住什么医院。那时候，就连妇产科也冷冷清清，一年里没多少妇女在这里生孩子，据我的同事讲，民乐县乡下有很多接生婆，她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平时干农活，操持家务，遇上村子里的年轻媳妇临盆生产，便自愿去帮助接生，等到婴儿落地，母子平安，她们又悄然离去。接生婆的报酬也很少，每接一个孩子，只挣二三块钱，家庭困难的，只送几个鸡蛋或一副面桃而已。

医院妇产科设在三楼，那个地为神圣、庄严、隐秘，有痛苦，但更多的是快乐与幸福。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住院的妻嫂，在走廊里遇到一个临产的女子，她被家人搀扶着，慢慢往产室门前移动，走一步嗥几声，仿佛是去往刑场。她的丈夫则跟在后面，一声不吭。就在迈进产室的瞬间，女子突然转过身，猛地抱住了丈夫，朝他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那男人疼得呲牙咧嘴，但脸上丝毫没有显露出怨恨。再过几日，我在医院又见到那个男人，他笑盈盈地告诉我，媳妇生下了，是个长鸡鸡的娃。我发现他正端着一盆子尿布，手腕上被媳妇咬过的地方还留着媳妇的牙印。

我认识一个姓邓的医生，他主治心血管疾病，也看疑难杂症，犹擅不孕不育的诊治。邓医生的诊室在一楼西端，午后至黄昏，房间里的阳光特别充足，窗台上放着几盆米兰和文竹，花影婆娑，枝叶扶疏，不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没有患者的时候，他便打开巜黄帝内经》，伏在桌上一字一句地抄写。他写一手蝇头小楷，字极工整、娟秀，很有功力的样子。那时候，每到课外闲暇，我就他那里聊天，谝故事。偶尔也相约外出，找一个僻静的饭馆，吃顿饭，喝几杯黄酒。他酒量不行，三两杯便有了醉意，话渐渐多起来，给我讲文学，讲书法，再就是批评时政，骂贪官污吏。当然，絮叨最多的还是有关医院的段子。他说某村有个农家妇女来检查妇科疾病，要做小腹x光透视，但女人特别恐惧，不听医生咛嘱，拍片时突然蹲了下去，结果机子的x光只扫描到了她的面部，等片子洗出来，大夫非常疑惑:她那里怎么会长出一排白哗哗的牙齿呢?另一个故事是，有一对小两口想要孩子，但女方一直不怀孕，家里把耕地的牛卖了看病，中医西医都看，钱花去了一大堆，依然没有效果，后来到他这里就诊，他经过仔细询问，发现她们过夫妻生活，原来路子不对，亚根没有找到地方.......邓医生的故事都牵涉到农民，是谎诞的笑话，还是真实的事件，我已无法考稽，但听罢内心五味杂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改革开放伊始，县城的私人门诊所逐渐多了起来。由于手续简单，药价便宜，吸引了大量患者。但私人门珍缺乏管理和监督，存在问题也不少，比如门诊人员没有资质，无证上岗;进药渠道混乱，假药泛滥等。我曾在一家私人门所治疗感冒，吊瓶打点滴，看见有几个男人来买药，那个大夫总是对着他们低声耳语一阵，然后从床底拉出一个纸箱，迅速打开，把一包包什么东西塞进他们口袋。等那些人走后，大夫朝我诡秘地挤了挤眼道，嘿，都是几巴惹得祸，光图一时舒坦，把脏病染上了。后来，我才明白，大夫给他们的包包，原来是治疗性病的药。那个时代，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只能在暗中流行，性交易、性用具，乃至壮阳和祛除性病的各类药品，均深藏于没有阳光的阴暗角落。

三十一

县城里出了个"神婆子"，会占卜算卦，能预测人生的吉凶祸福，前途未来，据说特别擅长念咒语，那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是神的语言，可以通天达人，驱除附在身体上的一切鬼魅邪气，从而使好运将临，一生健康幸运，好梦成真。

那一年的冬日，我跟两个朋友去拜见"神婆子"，我们是想让她占卜个人的爱情婚姻，看看未来的老婆究竟身在哪里，家境如何，是否贤慧等等。说实话，我们并有把这事当真，抱着看稀奇凑热闹的态度，走进了那个颇为神秘的农家小院。

   "神婆子"的家在县城北郊，是四合院子，房前屋后都栽着白杨树，树枝上悬挂了一些红布条，上面写有毛笔字，大概是天皇皇、地皇皇之类的咒语。厢房的墙上都帖着瓷转，白光贼亮，晃人眼球。院子里停着几辆北京吉普车，只有司机在那里探头探脑，像站岗放哨的样子，看来到此处求神问卦的不仅有农民，也有公家干部。

屋子里爇着香，烟雾缭绕，光线幽暗。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近神婆子，哈腰低头，朝"神婆子"咕哝着什么。"神婆子"则双眼紧闭，嘴辱簌簌而动，良久，慢慢睁开眼说，你那正科级没戏了，身边的小人在使绊子。这句话似乎触到了男人的疼处，我发现他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又变紫，额上沁出了细碎的汗滴。这个人是来占卜官运的，没想到竟卜到这个结果，所以他心里十分纠结、紧张，但又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两个手绞在一起，反复地搓捏着。又过一会儿，"神婆子"缓缓起身，拿笔在一张红纸上画写了什么，然后把纸点燃，举起来在他的头上燎了几下，叮咛他回家后，务必杀一只红公鸡送给顶头上司，杀杀小人的邪气。到这时，那男人脸上才有了喜色。

接下来卜卦的是一个年青女子。女子身边陪伴着几位年愈古稀的老婆婆，大家神情凝重，似乎这一次求卦事关重大，意义深远。"神婆子依然端坐，双手合胸，向天祷告，突然间，她扬起青筋凸露的右手，给那个年青女子啪啪地上了两个嘴巴，大声尖叫道:你个骚货，贼婊子，死掉都成鬼了，还纠缠活人!呸，呸，呸......又是啐，又是骂，手舞足蹈，仿佛鬼魅就附在了女子身上，让她看见了，就这么一通驱打，瞬间，女子便噗腾跪倒在"神婆子"脚下，磕头如捣蒜，嘴里喃喃道:神仙娘娘，我错了，我再不找男人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那女子的丈夫蹲了监狱，她耐不住寂寞，在家里跟情人幽会，谁知被婆婆盯上了，逮个正着。而婆家的亲戚一致认为，女子偷汉的原因是遇上了风流鬼，所以这才把她带到"神婆子"这里，接受"审判"。人犯了错误，却归咎于鬼魅，鬼魅夲无影，人只能代其受罚。这种奇葩之事，我从未听说过。

然而，那一次拜见"神婆子"，我们最终一无所获。她收了我们二十块钱，吱唔半天，回答说，你们是老师，每人的肩膀上有一盏神明灯，连天上的娘娘也不敢正眼瞧，我算个卦咋能算准哩。理由很简单:人怕鬼，鬼怯老师，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后记

蜗居祁连高地，不知不觉已是三十多个春秋。

抬头依旧是祁连雪峰，苍崖云树，白云山岫，岩羊雪豹，神鹰古隼，亿万斯年过去，依旧安静、自由，悠然，无悲无喜，犹如神之遗址，万物皆沉寂于此，在浩大苍茫的隐喻中，眺望远去的时光，如烟如霞，似梦似幻。

俯视人间，光阴流逝若西风长河，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消隐，旧貌换成新颜，新颜又变作废墟。人事匆遽，生命短暂，所有的繁华与喧嚣，恩爱和情仇，转身就是苍凉，就是空空荡荡的虚无。跟天空雪山相比，人间岁月，时事春秋，仅仅是一个眨眼而过的瞬间，看不见永恒，生命的存在，也只能停留在朝露般的虚幻之中。马尔克斯在其名著《百年孤独》的开篇，有一个经典的句子：多年以后……这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是作者的叙述时间，那个时间即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下和未来。我在写“县城往事”时，似乎也遵循了如此的时间设定。我把自己亲历的事件、人物，放在流动的时光岁月里，去表达，去再现，虽然都是断片与残简，但力求拼接出属于县城的一个特有时代原貌和风景。

当然，没有谁能真正回到事件的原点，当岁月流逝之后，所有的记忆已经被时光删减、修饰甚致篡改。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是超现实主义的。作家普鲁斯特以写实闻名世界，但他描写的巴黎也只是梦想中的天堂。所以，回忆只能算作语言的废墟，其中的一切无法用现实去佐证、考稽和说明。

我要证明的是，四十年过去，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看见这片大地上的雪山、云朵和星空日月。历经沧桑后，我依然爱着这个偏僻、荒寒、孤独的山城。

写完《县城往事》，冬至即将来临。冬天走到了尽头，依稀看见春天的背影就在不远处。突然想起了两句歌词：

如果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孟澄海‌，六十年代生人，甘肃山丹人，现为民乐一中教师，甘肃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先后在《飞天》《甘肃日报》《散文》《中华散文》《读者》《山花》《山东文学》《福建文学》《西部》《西南军事文学》《青海湖》《延河》《天涯》等文学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一百多万字。他的散文《拉萨的时间和幻象》曾获甘肃省第五届黄河文学奖，《遥远的河西》获第六届孙犁全国散文一等奖。作品以沉浸叙述描绘西部地区，形成沧桑厚重深沉雅宜的风格，被誉为苍茫辽阔西北土地上的高产文学的“常青树”，多次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杂志选载。‌